|
當然父親轉向國畫創作，與早在1930年代就和徐悲鴻、張大千等先生的交往也是分不開的。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和南京父親與張大千先生就經常來往。1945年，他們相約同遊西康打箭爐，父親在成都張先生的府上住了幾個月，仔細觀察張先生作畫時的用筆和賦彩方法。父親為了答謝主人的盛情招待，畫了六幅“大千漫像”回贈。大千先生把我父親的贈畫題名“旅遊神通”，由名家題簽作注複印後分贈好友。
另外，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因為工作關係，父親也經常到齊白石先生的府上，看他作畫。
如果説張大千先生和白石老人影響了父親的國畫藝術，那麼徐悲鴻先生則是最早地肯定了父親的國畫藝術。1944年父親在重慶舉行旅印畫展時，徐先生看後很是激賞，並約他以後到北平藝專教授人物畫。1947年，父親訪美回來，應徐先生之約來到了藝專，從此與藝專終身結緣。
實際上，雖然父親個性強些，但與包括畫界在內的很多領域的人士都有交往。人們都知道傅抱石先生善飲，我父親則很少喝酒。傅先生每到北京來必到大佛寺與父親闊論。
父親在解放初致張仃先生的信中説：“我想多學學傳統，試以宋畫的方法，畫畫現代人物。”他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畫了一些作品，如1953年的《夏天》、1956年的《頭等羊毛》等作品。確有宋畫週密不茍的特徵。這些作品大多在假生宣上創作，工整有了，墨韻卻不足。為此，父親在1956年的時候，畫了一部分山水寫生和花鳥小品，通過練筆來促進他的人物畫技法。父親一直主張廣採博收，反對走“獨木橋”。到了1959年的時候，他的人物畫已經由工筆轉為意筆了。
1976年秋，父親回到浙江桐廬富春江邊。當時，他大病初愈，心情不好，一生從事的人物畫是一個危險領域。然而，他在家鄉卻受到了鄉親的厚愛……這一切激起了他對家鄉父老，對家鄉山水的無限情意。父親花費了4年多的心血，幾度往返于北京桐廬之間，不顧舟車之勞，不顧不熟悉山水畫的困難，深入富春山寫生，三易其稿，創作了32米長的山水長卷《富春山居新圖》。現在這幅作品懸挂在浙江桐君山江天極目閣裏。
父親自己也説：“富春山哺育了我，要把它畫出來，抒發我對祖國大地的感情。”
從1975年父親獲得自由，恢復健康後，便開始了他每年必行的故鄉行。父親長年在外講的是普通話，但一到家鄉，不兩天桐廬話就脫口而出。他常常與過路的村民、江邊的漁民、上學的學生聊天，為自己對答如流的家鄉話説得好很是得意。我記得從1992年起，父親每次回到家鄉後總要感慨地對我説：“明明，我不回北京了。我就在這裡安度晚年了，這裡是我的安身之地。”1994年因心臟病多次發作住院，未能成行。1995年，父親為了回家鄉，每天堅持行步鍛鍊。有一次，父親興奮地説：“明明，我能走一千步了，能去桐廬了吧？”他無時無刻不在念著故鄉。
晚年，他把自己收藏的包括齊白石、徐悲鴻、張大千、黃賓虹、傅抱石等人的歷代佳作和自己創作的100多幅精品及歷年藏書全部捐贈給了家鄉。朱嘉樹先生的《富春佳話》有過這樣的記載：葉先生説了自己的捐贈動機。第一，藝術屬於社會和人民。第二，報答家鄉的哺育之情。第三，對時下的不良現象作一下回應。
（本文根據葉明明採訪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