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星原認為,《清圖》所關涉的內容,並不是大宋宣和年間繁花似錦的清明節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間因王安石變法導致的社會緊張感與“同舟共濟”的協作。
看起來,曹星原的這本新著《同舟共濟:〈清明上河圖〉與北宋社會的衝突與妥協》,並沒有給關於《清明上河圖》(下稱《清圖》)的爭議畫上一個句號,而是將所有的問題都釋放了出來。曹星原認為,《清圖》所關涉的內容,並不是大宋宣和年間繁花似錦的清明節日景象,而是宋神宗年間因王安石變法導致的社會緊張感與“同舟共濟”的協作。
曹星原的看法,與一般意義上對《清圖》的理解,是顛覆性的。在今天,“清明上河圖”是徽宗朝宣和年間的作品,它表現節日開封(汴梁)的境況,已成不刊之論,而《清圖》之所以得名,是因為宋徽宗在上面題名為“清明上河圖”。但問題在於,該幅作品的作者是誰,宋徽宗是在何時獲得這幅作品的,作品的主旨又是什麼?曹星原提出的這些疑問,事關《清圖》數百年來聚訟不休的爭議。
這幅中國美術史上最具盛譽,同時也是被臨摹、作偽、翻印最多的作品,它的作者是誰,一直是疑問。一般意義上,它被看成是北宋宣和年間宮廷畫家張擇端的作品,但張擇端此人,于史無證。只是到了金代,《清圖》的一位題跋者張著在該幅畫作上寫上了作者張擇端。
但是,張著關於張擇端的身份説明,並沒有交代資料來源,也沒有指出他被選為翰林的時間。同時,張著根據《向氏評論圖畫記》,提到張擇端還另有一幅作品《西湖競標圖》,也是“神品”。張著引用的“向氏”到底為誰,于史無證。所以,界定《清圖》的創作年代與作者成了疑問。
曹星原從張著題跋開始的質疑,是相當有意義的探尋。假如《清圖》的創作年份都確認不了,那麼怎麼認定這幅作品表現的是大宋宣和年間的汴梁盛景?
從這一質疑入題,曹星原這本書的中心環節,是論證《清圖》與北宋徽宗朝宮廷畫派的風格不符。徽宗朝的宮廷畫派,在畫風上重山水、花鳥、亭臺樓閣,著色上則強調明麗、典雅、富貴。毫無疑問,《清圖》在取景與表現手法上,都十分的市民化,它與徽宗朝畫院的風格確實不符。《清圖》風格,看起來像是更早的神宗朝作品。
那麼,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曾經收藏過《清圖》的向氏為誰。曹星原根據史學家考證,認為向氏為神宗朝外戚、向皇后弟弟向宗回。曹認為,《清圖》的第一個收藏者,就是向宗回。
這就回到了曹星原《同舟共濟》的主題,她認為,《清圖》用意,是説明向皇后秉政時期北宋的社會狀態,尤其是市民生活的常態。《清圖》選取了以汴河為中心喧鬧繁華的街市,但被放置在這幅畫中心位置的,是一條即將穿過虹橋的船。這條船似乎因為偏離了航道,即將與虹橋發生相撞。於是,無論是船上與橋上的人,都同舟共濟,努力試圖將船扳回航道,以避免與虹橋發生相撞。在此,曹星原顛覆了對《清圖》是一幅簡單盛世風俗畫的判斷,賦予了《清圖》更深的政治用意。
曹星原對《清圖》的理解,相當創新,也相當奇特。但我認為,作者並沒有所有解決所有該畫的疑問。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清圖》創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間,不早于宣和二年(1120年),因為這一年成書的《宣和畫譜》對《清圖》沒有記載。雖然曹星原一再論證了向氏家族收藏此畫的良苦用心,但終究張著也説明瞭張擇端的身份為“翰林”,應為宋代官方書畫院的翰林,並非向邸私人。畫成,張擇端進獻帝王,並由帝王題名蓋章保存,是合乎情理的。而這個《向氏評論圖畫記》中的向氏,並沒有第一手的資料表明向氏就是向宗回。另外,就藝術風格而言,也不能説明宋徽宗一定容不下風格不符的畫作。
不過,對於曹星原評論《清圖》的核心意見,我是贊同的。《清圖》未必是一幅展現盛世景象的繪畫作品,它將危機(撞船)置入了作品的中心。同時這幅作品也表明,盛世圖像之下,埋藏著更為深遠的對立,乞丐、役夫、船工、販戶、商賈、官員、士大夫等等人群構成的北宋末年汴梁的景象中,更可能提醒觀者,繁華終究是表面的,而同舟共濟面對危機,才是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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