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宇作品《吞款圖》，配文是“大魚啖小魚，小魚吞銀餅”，四條魚從大到小圍成一個圓圈，畫面圓滿平衡，即便是諷刺也沒有忽略審美原則和遊戲情趣。（百雅軒/圖）

“小的拍一記，大的不讓飛”

張光宇喜歡交友，喜歡看戲，喜歡好萊塢電影，喜歡看國外最新的畫報；尤其喜歡螃蟹、鱔魚、鰣魚、紅燒肉這四樣兒美食。

但他又有著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民族自尊心。1930年代他的創作中不乏針砭時弊的諷刺性漫畫，比如《除蠅圖》，配文是“小的拍一記，大的讓它飛”，揭露當時政府治理貪腐的真相。

來自東北的“憤怒青年”張仃在張光宇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1936年，19歲的張仃因抗議國民黨政府入獄，出獄後他嘗試將《買賣完成了》和《春劫》兩幅漫畫配上一篇短文一併寄給張光宇，被採納發表。後來他到上海看望張光宇，無論年齡資歷，張光宇都遠在張仃之上，張光宇卻打電話約來葉淺予、魯少飛、胡考等人，相聚通宵，讓張仃感動不已。張仃的作品情感濃烈，直面民眾苦難，剛一齣道，就被自認“出身低微貧賤”的廖冰兄認作張光宇之外的“第二偶像”，後來廖冰兄的許多漫畫作品發表時署名為“王仃”。

日軍迫近，張光宇不顧性命發起“漫畫抗敵協會”並編輯《抗日畫報》，上海淪陷之後攜家逃往香港，給《星島日報》畫漫畫和插圖。

張仃去了延安，華君武逃到香港後在張光宇鼓勵下也去了延安。1940年張光宇和徐遲、丁聰一起到達重慶，不久皖南事變發生，張光宇憤而離開重慶，經緬甸回到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張光宇再次攜家出逃。

張光宇的三子張臨春今年75歲，他的童年記憶就是不停地跑路。白天跑，黑夜跑，坐在扁擔挑著的籮筐裏跑，坐在拉木炭的汽車裏跑，從香港跑到湛江，從湛江跑到桂林，從桂林跑到貴陽……年幼的他只知道父母和所有逃避日本兵的中國人一樣，是難民。

張光宇曾觸景生情畫了一條躺著的瘦狗，題為“中國狗”。樂生厭死、情趣盎然的藝術家也被逼得刀劍滿腔。

日軍不斷進逼，張光宇一家走走停停，1944年冬天又到了重慶。老朋友接他到北溫泉去住。張光宇稍得安寧便開始埋頭作畫，抒發逃難中鬱積的悲憤。廖冰兄曾作畫描繪當時情景：一頭是箱子，一頭是鋪蓋卷，中間搭一塊木板，張光宇伏案走筆。

抗戰勝利後，張光宇的連環彩繪漫畫《西遊漫記》在重慶、成都展出。《西遊漫記》借西遊記故事，揭露物價沒譜、特務橫行的後方，在日本投降後卻“增發槍械，添置冬衣，維持治安”。最後孫悟空一棒打碎毒龍蛋，卻放走了“法西斯蒂”……

張光宇作為“義民”榮歸上海，《西遊漫記》的禁展令也隨之而來。正好大中華影業公司老闆蔣伯英準備在香港開展事業，張光宇答應做美術主任。1946年，張家遷到香港。

在香港的生活相對安逸。張臨春和姐姐課餘時間給電影配音，張光宇和夫人也時常客串群眾演員。張家又恢復了沙龍狀態，“有天晚上下大雨，早上起來我姐姐發現鞋都在水上漂著。”張臨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原來頭天晚上父親的朋友扔煙頭把騎廊上的地漏堵了，水順著門縫進來，把家給淹了。

在張家聚會的大都是“人間畫會”成員，包括黃新波、廖冰兄、黃茅、丁聰等。張光宇被公推為會長。“父親能交心的朋友都是左派的。”張臨春説，父親的工作臺對面的墻上貼著兩張照片，一張是五星紅旗，一張是毛澤東。

1948年，張光宇在《這是一個漫畫時代》前言中寫道：“希特勒、墨索裏尼的瘋狂相，畢竟倒在漫畫家的筆尖下，這個時代過去了嗎？沒有！……不過我們的筆尖，終能為你們寫下結局，而完成時代的使命！”

張光宇自導的連拍照片。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的著名自拍照創作于1976年，而張光宇的創意完成于1930年代。動漫、創意設計漸成主流的今天，人們當下遇到的“新問題”，張光宇不但想過，而且解決得都很精彩。上海人陳丹青感到惋惜：曾經那樣鮮活的市民藝術，後來都斷掉了。（百雅軒/圖）

被排擠和被埋沒的

1949年12月，在廖承志、夏衍等人幫助下，張光宇舉家遷回北京。他被聘為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成了老朋友張仃的部下。他的第一件大事是為張仃主持設計的國徽提供了決定性建議——梁思成建議以“璧”為基本形象，張光宇的建議是“天安門”。

張臨春説，到北京之後父親忙得很少著家，與朋友們聚會也改在了餐館裏。

那段時間張光宇參與過的設計難以確切統計：十大建築的裝飾設計，舞臺美術、展覽會設計，郵票設計，《人民畫報》和《人民日報》改版，甚至每年節慶的遊行隊伍設計……在張臨春記憶中，人民大會堂倣漆器的搪瓷盤、人民大會堂的屋頂“滿天星”，都來自張光宇的創意。

這類事情往往是費勁不小，功勞無形，但張光宇來者不拒。他也抽空搞過一些個人作品，比如《神筆馬良》插圖，連環畫《杜甫傳》等，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打雜差”上。

至於最拿手的諷刺漫畫，張臨春説，抗美援朝時期張光宇發表在《人民畫報》上的一張諷刺美國戰爭機器的漫畫被批評了，從此很少再畫。

1956年，張光宇輕度中風，嘴角發麻，經過治療很快好轉了。“我父親‘反右’時沒事，因為他很少説話。那次犯病是在美院民盟小組的一次會議之後，一些學院派的瞧不起我父親，他心裏很難受。”張臨春説。不過上面有人替張光宇説話，那些責難也就不了了之。

據張仃回憶，當初中央美術學院留洋歸來的學院派瞧不起中國民族民間藝術。張光宇和張仃二人乾脆把學生帶到故宮、五塔寺、法源寺、法海寺去上課，把面人湯、皮影路、泥人張請上講臺。在教學方面張光宇確實有苦惱，他曾説過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識“一榻括子倒給他們”，但他不善言辭，沒有洋洋灑灑的理論，講課時總有“茶壺倒餃子”的感覺。

中央工藝美院成立，張光宇和張仃一起到了新單位，他又獲得了一段短暫的快樂時光。1958年他創辦了《裝飾》雜誌。老一輩畫家都知道，張光宇一心想恢復《萬象》，搞一本文圖、攝影並茂的綜合性文藝雜誌，《裝飾》創刊算是了了這樁心願。

政策要求，王世襄的私房芳嘉園部分歸公，王世襄擇鄰而居，把房子分給黃苗子、張光宇居住。北房正門東側的海棠樹枯了，王世襄自己動手鋸掉海棠樹的上半截，把樹樁當桌腳，用蓋酒缸的青石板當桌面，芳嘉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沙龍景象恍惚重現。

1960年，張光宇參與了動畫片《大鬧天宮》的人物造型和場景設計，不少基本元素都脫胎于《西遊漫記》。早在香港時張光宇就曾和特偉、廖冰兄研究過動畫片。張臨春珍藏著當年的一個試驗動畫膠捲，表現一個小孩把榔頭拋到天上再接住敲鐘。張光宇當時還寫了一個名為《花果山》的卡通片劇本。

《大鬧天宮》出來後一片叫好，媒體在報道中只提萬氏兄弟和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為此萬氏兄弟特意致信張光宇，意思説你才是《大鬧天宮》創作者中最重要的人物，併為宣傳中的疏忽表示歉意。

張光宇的理想變成了現實，但病痛卻一天天加重。養病期間張光宇依舊整天練字畫畫，細線條的工筆畫不了了，就畫水墨。漸漸地口齒不清了，只能躺在床上悶聲不響地看《約翰·克裏斯朵夫》。1965年5月4日，張光宇與世長辭。

1980年代初，文化人重獲尊重，而張光宇依然落寞。他沒學派沒理論沒官職，也沒有被迫害者的道義光環。

1992年的紀念參與者，試圖為張光宇結集出書，但市場經濟大潮襲來，賺不了錢的書沒人樂意出。張光宇的愛戴者們陸續辭世，黃苗子十分焦慮。他的焦慮影響了幾個人。一是在三聯書店任編輯的兒子黃大剛和任教于清華大學的兒媳唐薇。2006年元旦，唐薇在家裏宣佈要出一本張光宇畫冊。一本畫冊打不住，成了畫冊、文集加年譜的一大套，《張光宇文集》和《瞻望張光宇》也已問世。

另一個是長期追隨黃苗子的百雅軒總裁李大鈞。了解張光宇之後，李大鈞漸漸覺得忽略張光宇就是無知。他向黃苗子請教，如何對張光宇進行定位，黃苗子答：“張光宇是中國式現代藝術的創造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