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將中國美術從“亭子間”帶到了革命根據地。70年後,中國美術由此開闢的新天地依舊在延展……
值《講話》發表70週年,美術界近期大型紀念活動不斷:中國美術家協會組織全國各地的100余位老中青美術家分四批赴延安、太行山革命老區、天津濱海新區、廣西少數民族地區等地深入生活、采風寫生;5月18日,由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的紀念展覽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開幕,273件參展作品,可謂全國範圍內主題性美術新作的又一次集中展示;5月19日,由文化部主辦的“從延安走來”美術作品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500余幅佳作和200余件文物文獻,以中國美術館館藏作品為主,梳理和再現了70年來中國美術的發展歷程;中國美術家協會還組織召開了“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週年美術界座談會”,美術家、美術史論家撫今追昔,在歷史的迴響中,在藝術的展望中,獲取前行的力量。
一座燈塔
在共禦強虜的抗日戰爭年代發表的《講話》,是指引文藝前行的一座燈塔。
20世紀初期,“十月革命”震驚世界,各國無産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鬥爭日益高漲,東西方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其中。在日軍挑起全面侵華戰爭,國家民族危難當頭的中國,抗日救亡運動迅速掀起,解放區成為全國有識之士尤其是進步知識青年嚮往的聖地,越來越多的文藝工作者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艱難時期,各種思潮也在延安如雨霧般瀰漫開來,文藝工作者之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現象普遍存在,對於文藝創作者的立場、文藝與時代的關係等問題存在廣泛爭議。
座談會上,老一輩美術家、美術史論家回憶《講話》誕生的社會歷史背景時認為,《講話》是在中華民族需要團結一致對外的情況下,毛澤東同志分析中國革命和現實形勢之後,針對藝術空想、空談、輕實踐、脫離群眾和實際,以及由此産生的渙散鬥志的文藝作品,明確提出的文藝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回答了“文藝為什麼人”的根本性問題,為文藝的發展指明瞭方向,以“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
《講話》精神感召著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那些懷有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操的文藝工作者,積極投身火熱的鬥爭與現實生活中。中國的文藝發展從此揭開了新的紀元。
延安的文藝創作率先表現出新變化。“革命美術”在解放區空前發展。以木刻、漫畫、宣傳畫為主的解放區美術創作,以簡潔強烈的藝術語言塑造著工農兵形象、反映著革命鬥爭。漫畫開始借鑒老百姓的語言,木刻吸取了年畫、剪紙等民間美術樣式的優長……內容在變、形式在變、審美在變……美術史論家們指出,解放區的美術在和人民的廣泛接觸中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大眾美術樣式,深刻影響著此後其他畫種的創作。外來的藝術樣式逐漸民族化,本民族的藝術樣式逐漸現代化,革命的美術在炮火聲中、在中華兒女不屈的怒吼聲中,表達著心聲、記錄著時代,為民族美術事業開拓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一種財富
1949年,徐悲鴻在觀看延安等解放區的美展之後深情表白:“新中國的藝術必將以陜北解放區為始。”《講話》不僅在當時促使延安美術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局面,也成為了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方針,為新中國美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是今天美術界的共識。
《講話》是中國共産黨建黨以來,第一次對文藝問題的系統論述。有學者在座談會上指出,毛澤東同志強調的文武兩條戰線不可偏廢的理論,形成了黨對文藝工作高度重視的傳統。自《講話》發表之後,“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奠定了中國文藝發展的基本思路。在此之後,《講話》的本質內涵繼續延展: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貼近”重要原則,到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在幾代黨的領導人不斷豐富認識的過程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硬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呈現出一條清晰的主線,由此更可以看出《講話》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講話》還開創了文藝為人民、生活與創作緊密相連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産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有美術史論家指出,強調為人民大眾的文藝方向和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創作的源泉的文藝觀,是《講話》最富有閃光點的精闢論斷,也是古今中外文藝理論不曾有過的嶄新理論,正是在《講話》精神的主導下,現實主義成為了新中國美術創作的主流,推動了新中國美術事業的健康發展。
促進了20世紀中國美術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又確立了現實主義美術創作觀念的確立,正是“革命美術”在中國美術史上的深刻性所在。新中國成立後,解放區的美術工作者被派往各個文化機構,管理、指導新中國的美術事業。一些美術家感慨,那些在《講話》精神鼓舞下與人民生死與共的美術家的創作道路和經驗為晚輩樹立了榜樣,鼓舞了晚輩的創作,也傳授了相關創作方法,《講話》精神和解放區的革命美術傳統得以在中華大地廣泛傳播。
經過70年的沉澱,《講話》中對於文藝理論基本問題的論斷顯示出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有史論家以《講話》中的五個“更”為例揭示《講話》中蘊含著的深刻的美學原理:文藝作品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也因此,一些美術史論家強調,《講話》不單是歷史文獻,還是活態的、有生命力的、對當下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
自“85新潮”後,中國美術進入一個藝術多元發展和多重評判標準的時代,現實主義創作面臨著諸多方面的挑戰。許多美術家認為,在當今以消費為主導的文化語境中,重新梳理和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藝術源於生活”的創作方法是必要的:“百花齊放,開放的必須是‘花’,這關乎品質問題;百家爭鳴,爭鳴的必須是‘家’,這關乎水準問題。”美術創作的確需要一種正大的格局之下的導向與培養。
“今天紀念《講話》發表70週年,既要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有學者指出:“所謂錦上添花,就是要在美術、書法等藝術本身的系統內,進一步承先啟後,完善充實。所謂雪中送炭,就是要在藝術創作之外,在那些與藝術密切相關的方面,關注發展,填補空白,開闢領域。”如同中國美術家協會此次組織的寫生活動,不僅讓廣大美術家真正走出畫室,走出自己的空間,走到人民中去,也使當地群眾分享了文化建設的成果,同時發掘了地方特色文化,開啟了當地群眾的藝術天賦,提高了基層美術工作者的水準,將“輸血式”的“送”文化下鄉,變為了“造血式”的“種”文化于鄉,為《講話》精神在當代再放光芒做出了應有的努力。
的確,踐行《講話》精神,比紀念與回憶《講話》更為重要。知行合一,方能百尺竿頭放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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