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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德·葛西裏《內戰》，2005
儘管處於孤絕狀態，伊朗的當代藝術界非常活躍，充滿創造力，卻依然鮮為人知。ARTINFO所在的路易斯·布羅恩媒體公司（Louise Blouin Media）旗下刊物《Art+Auction》的主編本傑明·吉諾齊奧（Ben Genocchio）最近進行了一場伊朗之旅，為我們帶來特別而稀見的報道。
我在德黑蘭，這個國家的悖謬甚至在著名的當代藝術博物館中也明顯可見。這座博物館由伊朗藝術家、建築師卡姆蘭·迪巴（Kamran Diba）設計，作為對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著名的紐約古根漢姆博物館建築的顛倒版本，環形中央坡道盤旋而下，這座建築最初給人的感覺是歡迎遊客並保養良好。在我頭頂上方，中央大廳懸挂著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Calder）的動態雕塑，是為該館1977年開館專門購進的，兩年後，伊斯蘭革命爆發，結束了君主奢侈放縱的統治。在我右側是一件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1966年的無題雕塑作品，鍍鋅鐵制部件從地面至天花板豎直地排成一排。目前看來還算不錯。
賈德這件作品如今大概價值500萬美元，只是為這家機構創建而購買的數百件印象派及現、當代藝術作品中的一件，2007年倫敦《衛報》的一篇文章稱這批作品的價值大概近於25億英鎊。這件作品和考爾德的作品屬於仍然在展示中的為數不多的幾件西方作品，其餘的莫奈、凡·高、畢沙羅、雷諾阿、高更、圖盧茲-勞特累克、馬格利特、米羅、勃拉克、波洛克和許多其他藝術家的作品便埋沒在倉庫中不見天日。仔細查看一下賈德的雕塑作品，我發現9個部分中有幾個部分帶有劃痕，其中之一的劃痕非常嚴重，通過某種溶劑的清洗又令其變色。它們在墻上的佈置也不平衡，並且固定得很糟糕——有些是歪斜的。
無須特別深入地觀察，便可發現近年來伊朗社會遭受的破壞。這裡沒有任何東西言之成理或感覺正常。平常百姓的生活渾渾噩噩、怪異、錯亂、充滿意外、雜亂無章，我從機場乘坐的的士在路邊被穿制服的警察攔下，強行在路邊檢查我的包。在革命之前，伊朗乃是該地區最為文明的、最稱得上世界主義的國家之一。一場進步運動發生在其藝術與文學領域，電影與電視産業也發展成熟。（如今該國在廣播電視業的壟斷已將後者全然扼殺。）伊朗同時也曾是一個相對世俗化的社會。什葉派穆斯林佔其大部分人口，他們虔誠卻並不狂熱。現代化與穆斯林曾在伊朗相處融洽。
“革命前我們公開地飲酒，私下裏祈禱，而如今我們公開地祈禱，私下裏飲酒，”我的嚮導如是説，他是一個有著工科學位的聰明人，他的工作是陪我到所有地方並報告我的一切活動。對此他直言不諱。有他在我身邊，便是我進入這個外國人極度不受歡迎的國家遭遇的現實情況。根據伊朗官方報告，該國每年接納遊客約1萬人，與該國諸多的文化魅力相比，這個數字真是低得驚人。阿契美尼德帝國（約西元前550至西元前330年）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便是該地區最偉大的考古遺跡之一。與此相比，在迪拜附近一家華麗的購物中心伴有機場和藝博會，每年的遊客量都能達到約100萬人。
我的嚮導與我建立了友誼，他承認他正試圖舉家移民。他已申請過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公民身份。他並不是特例。我在德黑蘭藝術圈中見到的許多人也都在尋找著出逃的途徑。這不單是由於該國政府的核野心受到的國際制裁對經濟與社會的破壞性影響，已令年度食物和燃料補貼縮減了逾1000億美元（此前這些都由伊朗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氣收益免費提供），也不單是由於對反對派綠色革命的持續鎮壓——人們説，這些，他們都能忍。實際的原因用美籍伊朗喜劇演員康比茲·胡賽尼（Kambiz Hosseini）的話來説，是“希望的滅絕”。2009年夏天的選舉出現嚴重爭議，反對派的支援者們首次走上街頭，隨後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鎮壓和封鎖工事，令人們確信一切都不會發生改變。從此政權與廣大人民分得越來越遠。其分歧明顯可見。
在絲綢之路畫廊（Silk Road Gallery）的一次經歷或許最能概括當今伊朗藝術家的尷尬地位。絲綢之路畫廊是一傢俬人畫廊，在城市北部的一幢公寓大樓中，專攻伊朗攝影作品。在認真地欣賞過藝術家和獲獎作家佩曼·胡斯曼扎達（Peyman Hooshmandzadeh）（他的書剛剛被禁）的一組攝影作品時，一幅照片使我停下腳步，照片展現的是一家德黑蘭的咖啡館中，年輕人們通過書籍觀看伊朗著名的旅居海外的當代藝術家西麗·娜沙特（Shirin Neshat）的攝影作品。我問畫廊主阿娜希塔·葛貝安-艾泰哈迪（Anahita Ghabaian-Ettehadieh）她們為何對娜沙特的作品感興趣。“因為在她自己的國家從未展覽過，”她如是回答。
（申舶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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