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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敏君上海探班老友寧浩新片，對談成長心路、從業歷程與感觸。
岳敏君
岳敏君：當代藝術家。1962年出生於黑龍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塑造“開口大笑、緊閉雙眼”的人物形象，逐漸為人熟知，近年來這一形象蔓延到其雕塑和版畫領域。參加過國內外諸多大型展覽，作品頗具商業影響力，被稱為中國當代藝術的“F4”之一。
寧浩：導演。1977年生於山西，學過畫畫，搞過樂隊，做過舞美和廣告設計、平面攝影、攝像師、拍過MV。早期執導影片《香火》《綠草地》已頗受海內外電影節青睞，2006年，以電影《瘋狂的石頭》在華語電影圈一舉成名。
岳敏君，中國當代藝術的“F4”之一，他畫的笑臉光頭，閉眼、張口大笑、滿嘴白花花的牙齒，成為辨識度最高的頭像；寧浩，新生代導演，同樣愛笑，雖然專職是電影導演，但也曾經熱愛繪畫。
寧浩因為和岳敏君的弟弟岳小軍合作，繼而與岳敏君相識，他比岳敏君小15歲，卻直接稱岳敏君為“老岳”，而岳敏君對寧浩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欣賞和愛護。採訪約在上海車墩影視基地，寧浩的新片《黃金謎案》正在那裏拍攝。臨近午夜，劇組收工，兩人一起回到酒店，用房間裏的茶杯倒上紅酒，配著橄欖、花生米，聊起了美術和電影。
成長史：最尖端的藝術還是繪畫
岳敏君：小時候總是玩不夠，很少放在學習上。我到高中開始比較正式地畫畫，素描、色彩、石膏像、頭像。
寧浩：我也是上中專才開始畫畫。當時是在山西電影學校，後來就碰上就業問題了：山西沒有電影拍，學的又是電影美術，出來以後幹啥呢？我一畢業，印表機就普及了，人家都用彩印的。我只畫過一張海報，還是幫同學畫的，手繪——我記得畫的是劉德華，拿著一張他的劇照，打上九宮格放大了畫。
岳敏君：我高中那會兒，畫畫的人的夢想就是去電影院畫海報，那是最牛逼的工作了。
寧浩：當年我在新聞聯播上看到有圓明園畫家村，就開始收拾包袱。當時非常小，十四五歲，想去當藝術家，被我媽毅然決然地攔住了。
岳敏君：我在圓明園畫家村的時期，一直也面臨生存問題。畫畫算是救了我，之前我們大院差不多是封閉的，小學、中學都有，我畫畫以後才走出那個大院，面對城市裏的人、面對新的朋友。
寧浩：1997年時我20歲，我爸給我兩千塊錢讓我來北京上學，照他那意思，你在外頭得瑟完了回來得了。我交了培訓班的費用還剩三百多塊，當時沒考上美院，心裏頭擰巴了很長時間。我當時想我到底要不要畫畫，但是又有生活壓力，要麼留在北京，要麼回太原。是活在這裡，還是活在那裏？
後來我剛考上北師大時，一共八門課，我只有繪畫這一門課好好上，別的課都不上。
岳敏君：你怎麼那麼熱愛畫畫？為什麼？
寧浩：你對畫畫的情感是“畫畫救了我”，我就是那種感覺。在人生觀形成的時候，突然它給我打開一扇門，原來世界是這樣的，美是這種，醜是那種，而且還有一種創作的愉悅感。我現在感覺到這種愉悅感很少，拍電影其實是在不斷地跟各種情況妥協，跟你的初衷岔了。
岳敏君：順勢而為。這個我認識得比較早，畫畫也存在這問題，一直較勁，最後結果就是一塌糊塗。這種時候只能是順著這個幹，找到它不好的地方也是有價值的。
寧浩：我也確實因為畫不了畫，才去拍電影。我經常跟我媳婦講，我最想幹的事是畫畫。我從心底覺得最尖端的藝術還是繪畫。全世界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電影，但沒有一個民族沒有畫家。
岳敏君：畫畫這事還真是跟“沒成本”有關係，可以瞎整。
寧浩：因為它更純粹。
教育觀：小孩學畫不宜過早學素描
寧浩：我們家對我基本上放養，我爸是第一代下海的商人，我媽是搞宣傳的小幹部，大家都忙，對我也沒要求。當時設上下限，考第一名給買二十塊錢的鞭炮，我小時候考過一次第一名，為了那二十塊錢的鞭炮。
岳敏君：小時候我父母經常打我，管得挺嚴的。我父親在我記憶裏是挺暴躁的。長大後，看到我同學教育他們的孩子，幾點起床，幾點幹什麼，規劃得很細緻。如果是練技術，可能還能練出來，如果是胡思亂想，肯定不行。在我們的文化裏，如果真管得很嚴，到最後肯定成為不太靠譜的人，因為管得嚴意味著不能幹別的，只能做固定的事，等到不想做規定的事時，已經到了五六十了。
中國人本來成熟的就晚——我覺得挺晚的，大概得三十歲才能成熟，倍兒傻，到四十歲已經晚了，不像西方人，十八歲就好像什麼都明白了。
寧浩：“幫”和“管”是一樣的道理。你幫他安排事、幫他做事，還有管教，最後道理都是一樣的，都是晚熟。
岳敏君：但不管好像又特別容易學壞。
寧浩：我上中學時男孩只分兩種，好學生和爛學生，沒有中間狀態的。西方社會好像都是棗核型，中間的最多，兩頭的最少。我是壞孩子裏比較好的，好孩子裏比較壞的，我經常跟壞同學交往，但是有底線。這也跟家裏管得不太嚴有關係。
岳敏君：你懂事很早。沒出過事，算混過來了。
寧浩：我老婆受的那種教育就有點類似于信仰，在你很小的時候先把善惡觀樹立起來，比如，偷東西搶東西算壞事，打架不算特別壞的事。
岳敏君：我有個朋友教過小孩畫畫，他説，你現在不用教小孩，讓他隨便畫，不用學什麼規矩，按西方的研究，孩子到了十三歲才對“再現”有概念，才要求自己畫得像一個東西。學素描這種，應該稍微晚點，這樣不會糾結在裏面。
要是想畫什麼畫得很像，畫了兩年學好以後，你就只會這個了，就沒有別的什麼感覺了。
寧浩：我上中專時，很多一年級的已經畫得非常好了，一看就是從五六歲開始畫的，但你會很奇怪為什麼他到四年級了還那樣，變化非常小。相反有些走關係進來的，反而創作能力更強，後來者居上。
岳敏君：我畫畫覺得比較有自己的風格了還是大學畢業以後。在學校裏你必須要完成學校的課程，比如這個學期要畫出幾張頭像，幾個人體，幾張油畫。有次我有幸看到我的檔案才知道，我從來沒得過五分，永遠是四分。
行業論：藝術這個事，怎麼排名？
岳敏君：被很多人誇，大家都覺得挺好，但過一段就完了，這樣的人挺多。我覺得和他最終要追求的目的有關係。畫家裏，有很多人從畫第一張畫開始，每年都要留下自己認為最好的畫。我覺得這挺奇怪的，他怎麼能判斷自己畫的哪張是好的，哪張是壞的？他怎麼知道哪些東西有價值，要保留下來？
寧浩：大家講的這種藝術家所謂的“起范兒”，就是一種比較、排名嘛。“排名次”是我們國家教育裏一個特別奇怪的現象，從小説“你在你們班第幾名”，從小就在建立誰比誰強的觀念裏，特別社會化。我相信真正做藝術的人，不管做電影還是做什麼，更多的注意力是在“我怎麼幹這件事”上，注意力還真沒放到“我現在排老幾了”這兒。你要天天去琢磨排隊這個事，怎麼能學好呢？而且藝術這個事，怎麼排名？
岳敏君：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寧浩：真的，你能説哪個比哪個有價值嗎？歷史上太多這種藝術家了，活著的時候什麼都不是，到最後，原來他才是改變世界的人。比如，當時有那麼多在社會上活得特別好的音樂家，但是多少年之後，就只留下莫扎特了。
岳敏君：王羲之不就是嘛，我們都説他寫得特別好，但他在世的時候，他那個書體是不流行的。那個時候也有排名，他老排不進去，他是後來被放進去的。
成名後：有人求畫、求上戲怎麼辦？
岳敏君：遇到找我求畫的，我一般只好打哈哈。傳統中國書畫家都是送畫，不用你求，你一來他就送你一張。油畫這玩意兒好像很難送，（畫得）太慢了，捯飭半天，特別不容易。
寧浩：是拿生命成本換回來的。畫一張畫至少一個月，這相當於把自己的一段時間送給別人。你説你能有多少個月！
（演員）求上電影這事跟繪畫不同，繪畫是一件獨立的事，一個人説了算，但我一個電影佔了一兩百人的時間，我如果隨便定個女演員，可能攝像師就不幹了———你這是瞎胡鬧，我不來了。或者我要隨便定另外一個演員，老闆定的，但人家美術就不來了。如果這樣的話，這事成不了。所以我很容易刻意擋掉這些要求。
藝術家的妻子要能容忍
岳敏君：我結婚很多年了。我覺得通常的女性，以她們所受的教育，不適合嫁給一個搞藝術或者創業的人。大部分女性生下來都是為了享受世界來的，不想受那個罪。但如果有脾氣好的能夠容忍，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寧浩：男性跟女性需求不一樣，全世界所有的雌性動物包括植物，需要的是穩定、安全———風一吹，雄花蕊往前走，雌花蕊是呆在那兒的；母狗懷了孕，外人就進不了家門。所有的女性都一樣，只要給她足夠的安全感，都會安心。但藝術家需要新鮮、刺激、不同的體驗才能有新的作品産生，一旦安定、穩定就完蛋了，就沒有創作力。他在這種使命之下，很難給女性創造一種安全感，創造不了安全感氛圍時，女性就不穩定。
所以藝術家的妻子真的是得特別寬容、特別有自我修復和自我完善能力，得自己能夠滿足自己。
異性示好怎麼辦？
岳敏君：我已經過了這個階段，以前不知道怎麼辦。這個東西不能去設想，對於藝術家來説，承載著很多道德指責，也會非常糾結。但如果你都沒有這樣一種人性的東西，拍個愛情片就沒什麼感覺，就是白水。所以我覺得藝術家也是悲哀的社會邊緣人，更多的犧牲了自己的心情和所謂的正常人際關係。
寧浩：我前兩天還跟人討論這個問題，“藝術的角度”和“社會道德”，這是兩種準則。《色，戒》這個電影是對的嗎？好還是不好？你拿社會道德來評判，它既是反民族的——（男主角）成了漢奸了，又是反社會道德的，那這就是個垃圾電影。但它不是啊，藝術是揭示真相，告訴你真相原本如此，對於(有些)女性來説什麼都不重要，性這件事情可能特別重要。這只是從性這個角度去闡釋人性的一面。你要説，人性難道僅此而已嗎？不是，人性當中也有不同側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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