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2009年開始，“歷史”這個詞就時常見諸報端，大概是每逢整數年頭，國人都喜歡慶賀一番，論起當年，無不眉飛色舞，在歷史的名義下既憶苦思甜，也衣錦還鄉，在“歷史化”這種儀式下，順天應時地把自己刻到封神榜上。“歷史”有這等好處，當然會引發人們病態的迷戀，這種迷戀，趕時髦地説，不妨叫做“歷史控”。
49、79這些年份自然要被公開紀念，而“89”則是在私人飯局上被屢屢提及，尤其是對於當代藝術圈來説，“89”已成為了一個特指，89年初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現代藝術大展”已被視為是一個藝術史上的里程碑性的事件，以至於它時常被圈內人簡稱為“89大展”。不過，到了2009年初，因某種原因，高名潞並沒有辦成“89大展”的二十週年紀念派對，在他憤然為此抗議的時候，甚至更早，方力鈞和呂澎各自的“歷史”展覽已經在準備中了。
方力鈞在廣東美術館舉辦的“時間線索”是一個把自己的藝術生涯回顧到了極致的展覽，展品中最早一件是1975年他小學三年級畫的畫，此處頗具“傳記研究”的樣子，而展覽佈置上的“歷史大事記”的方式，也很像是一部已經定論的藝術史，一切都好像是在説明這一切——這個藝術家的成功——是歷史的必然。可是，方力鈞出生於1963年，今年才48歲，剛到中年，他的藝術實踐繼續延伸，或者突然轉變的可能都很大，總之，還不至於到了為自己蓋棺定論的時候。或許，“歷史控”其實並不是什麼新出現的症狀，而是“成功學”的又一種變體。
實際上，2010年最壯觀的一次“歷史控”大發作則是呂澎策劃的“改造歷史”。這個展覽花了1800萬，有專門的展覽主題曲《改造歷史之歌》，場地在毗鄰鳥巢的國家會議中心地下一層，頒獎儀式由央視九頻道主持人主持……吊詭的是，這個在主題和文章中很藝術史的展覽，如果從展覽現場和參展合約上看卻很博覽會。既想要在史上留名，又想要在當下大賣，這似乎是“歷史控”的隱藏症狀，即歷史功利主義的發作。
追究起來，在所謂“歷史控”的背後，更多的並不是那種國人自古以來的歷史至上的觀念，而是已經把“歷史”當作了一種行銷手段，甚至銷售法寶。當有人要以藝術史來指導當代藝術收藏的時候，這時候的“藝術史”其實是特指的，這樣的“歷史控”實際上是想“控歷史”， 於是，“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句老話，又有了其最新的含義。
青年牌
與對歷史的過度消費相呼應的是對未來的提前透支。金融危機過後，輿論所謂當代藝術要重新洗牌，而所謂洗牌者，皆理解為新陳代謝，何為新，年紀輕。於是，青年人就這樣被推向了歷史的前臺。
以我有限的見聞，2010年各種以“青年”為題的活動不計其數，其中我參與的就有：A4當代藝術中心的“青年策展人計劃”、北京時代美術館的“樓上的青年”提名展、OCT當代藝術中心的“青年OCAT計劃”、中國美術學院現象學研究中心的首屆青年批評家論壇，以及搜狐789藝文節，甚至連“改造歷史”這樣的展覽，都專門設立了一個“中國青年新藝術邀請展”單元，邀請青年批評家來推薦青年藝術家。那些沒有提到“青年”字眼，但實質也是以青年人為主體的展覽活動更是數不勝數，其中影響頗大的有泰康空間的“五十一平方”、心境——第三屆上海MOCA文獻展，這兩個展覽都是青年策展人、藝術家主導的活動，而青年批評家們則主導了叫做“金棕櫚、金酸梅”的中國當代藝術作品評選活動。
當然，關注青年人無可厚非，甚至天經地義， 在一個連80後都已三十歲了的年代，問題早已不是該不該關注青年，而是如何才能被青年關注。不過，那些並不敏感的媒體更多的只是把青年作為一個很快就會被消費掉的話題，而更多的藝術機構，如很多畫廊舉辦的青年藝術家的展覽，也只是為了推出新人，或者更確切地説，為了尋找新的市場增長點——換言之，在大部分時候，“青年”只是一張牌，在各種各樣的消費中被打來打去。
這張牌很管用，在這個人們不滿現狀並渴望變化的年代，某種改變的期望實際上寄託在了年輕人身上，青年被理解成一種歷史推動力，也就是把青年納入到歷史進步論中去了，在這個如此急進的國度，年輕似乎已經是一種天然的政治正確。這張牌也很危險，它的過度使用已經塑造出了一種漫無邊際，整一而單薄的青年形象，仿佛所有的青年人都是一個樣子。甚至，就像“人民”這個詞彙一樣，“青年”這個符號似乎超越了所有具體的青年人，最終成了對實實在在的青年個體實際上的漠視。
不是嗎，為什麼叫“青年藝術家”，而不直接叫“藝術家”，因為“青年藝術家”實際上是一種他者化的身份，正如有的藝術家不叫藝術家，而只叫“女性藝術家”。實際上，打這張“青年”牌的，很少是青年人自己。
總有人想徹底定義這個尚未展開的時代，並提前透支歷史的命名權，在“青年”這張牌上，透露著如此的資訊。曾經，青年人是自由放任、毫無責任感的一代，讓人痛心疾首，後來，他們又成了鳥巢一代、汶川一代，被人寄予厚望，可是，他們又成了“蝸居”的“蟻族”，教人同情憐憫。總之，總有人要代表青年人説話。
但什麼時候能聽聽他們自己開口的發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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