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可樂-行為裝置藝術1993年

BQ=《北京青年》週刊

Z=鄭連杰

BQ:看你的作品譜係，似乎沒有藩籬與框定，但這也會招來一句針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批評，“是個筐，什麼都往裏裝”。對於這樣的評價，你會作何反應？

Z:這個話題牽扯到個人的理解和生命的能量，任何藝術都有它的局限性，就像是攝影，你面對真實的環境時，你只能攝取它的一部分，而我不願被束縛。比如在上世紀80年代末，我開始進行裝置藝術、行為藝術的表達，就是平面的繪畫滿足不了自己表達的慾望了，就必須尋求破圍。

BQ:這和整個80年代國門開放後，後自由的社會空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關係？

Z:這個“自由”一直是被質問的“自由”，我是最早在外國駐京使館中做展覽的，那時整個北京沒有對外的畫廊，我就在外交公寓這樣私密的空間內舉行小範圍的藝術個展了，這種地方可以釋放自己的聲音，同時，她呈現出另一層文化交流的聲音，是地下的。那時只能悄無聲息的做，現在看這已經不是個事兒了。

BQ:回到你的創作起點，中國古典水墨畫與道家的觀念，生活的雅興，文人的觀賞趣味等等都絲絲入扣，你如何做到解構進而打散後再重建的？

Z:這個挑戰非常大，80年代末的時候我就基本在不斷學習當中完成朝向新的表達方式。那時兩德統一的事件給我很大影響，我意識到自己必須轉型，比如説我畫了很多《山海經》、神話以及民俗藝術方面的題材，貴州的儺面具，京劇臉譜，印第安臉譜，這裡面有遠古人的精神和信仰，構成又是高度抽象的，陌生而神秘。我當時就去野長城，帶著睡袋帳篷每三個月去一次，陸陸續續三年時間來拓印長城墻，以此“紀念兩個德國統一”。之後繼續回到工作室完成自己的作品，這次體驗也成為我未來創作的精神里程，它是結合行動與身體對自然的融入，從工作室延續到戶外，我面對的課堂是大自然和生命的本質。

BQ:做功課時，我注意到你的一副和長城有關作品照片在蘇富比拍賣，能介紹下那次的經過嗎？

Z:你説的是我的《大爆炸-捆紮丟失的靈魂 行為裝置地景藝術 1993》，于2006年3月31日，在蘇富比拍賣，三萬美金成交，是當時全球華人照片作品前六位的價位，買家是法國的路易·威登集團。這次是中、日、韓當代藝術第一次在紐約拍賣，也是中國當代藝術進入西方資本市場的開端，

BQ:你一直在抗拒世俗生活的紛擾，對於作品被世界最大的奢侈品集團收購，有何感想？

Z:作品出來了，理念傳遞出來了，就夠了，當時的創作就是以藝術的手段對歷史和現實的追溯和批判。而且我1993年創作的時候，司馬臺長城還沒被開發，現在你再去看已經沒了照片裏的雜草叢生，而是抹平了水泥和青磚，可“不到長城看落日，誰知天地有悲秋”的感覺沒有了；1993年我站在司馬臺寫下詩句，“風起長城卷落日，月影江山依舊寒”，現在那種感覺也沒有了。那裏越來越像八達嶺了，可長城是什麼？它是中國人憑吊歷史，尋找精神根基的所在，如果都變成了旅遊點，變成被改造過的歷史，成了招來西方遊客的跑馬場，這其實是對民族未來的犯罪。由此我想説中國當代藝術還在遊弋邊緣，邊緣對於藝術家也是更好的檢驗，對於藝術家的創作的心靈歷練是有益的，但是中國當代藝術需要反思的是真正的前衛勇氣是什麼？個人與社會是什麼？如果只看到利益的一面，其實是自我的放逐和自殘。

BQ:從內地當代藝術肇始之時你便開始了創作，之後又在紐約生活創作至今，東西方不同的文化觀照下，你對中國當代藝術未來的走向有何看法？

Z: 我們必須得承認現當代中國文明的很大一部分是引進西方的，我在作品《黑色可樂1993年》中表達的就是可口可樂這種代表西方價值觀的符碼，它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西方工業文明的強勢體現，《紐約時報》當時曾評價我的這幅作品為“鄭連杰把數千個可口可樂紙杯填滿長城的烽火臺，它的象徵是西方資本主義敲開中國大門的重要標誌。”今天的世界，是經濟和文化雙向主導的，我們是不是能輸出自己的文化價值，進而影響世界？現在看還不夠，美國有很多流行文化，但是精英文化一樣強大，它是個中産階級為主體的國家，藝術與生活，與分享，與收藏，是榮譽感和對社會的回饋，是通過教育，整體的素養而決定的。中國的中産階層剛剛起步，大家對物質層面的要求剛處在過渡的對精神生活的需求，藝術作品在生活中還沒有上升為對它的消費，我們的精緻文化和紳士文化都被破壞了，古人“殿堂無字畫，不是舊人家”的傳統被破壞了。西方人敬重中國的道學，喜歡中國瓷器，可那都是古人的，我們有沒有新的東西？必須重建中國人具有神性的創造精神，這是我崇尚和追求的。

文/王諍

圖/解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