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隨著錢學森、季羨林、吳冠中、錢偉長等科學文化大師駕鶴西去，一種“大師焦慮症”瀰漫中國。人們追問，為什麼在今天這樣一個中華民族正在經歷偉大復興的時代裏，能夠與前輩比肩而立的新一代大師卻千呼萬喚出不來？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
在對中國教育學術的體制、機制弊端的討論日益熱烈的今天，有兩種心態也在潛滋暗長：一是悲觀失望，覺得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了誕生大師的土壤，對未來中國能否再出大師感到灰心；一是神化大師，把大師視為天才，當成傳奇，頂禮膜拜，仿佛大師是難以超越的神。這兩種心態都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對此，我們要説：第一，我們這一代人雖然無望成為大師，但我們至少有機會去創造大師誕生的土壤。第二，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就在於他們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果。如果我們只是跪在地上仰望前輩，“超越”二字自然無從談起。沒有超越，又何來大師呢？
在討論“今天為什麼無大師”的同時，其實也不妨想一想“大師是從何而來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回顧大師們的成長歷程，分析其中的各種因素，有助於我們更加客觀地認識大師現象，有利於我們以更加科學的方法培育人才，從而為新一代大師的誕生創造條件。
大師之所以能夠成為大師，固然是他們自身稟賦和努力的結果，但從更大的視野來看，大師的産生是社會和時代風雲際會的結果。如果生不逢時，那麼即使你是文曲星下凡，成為大師的可能性亦不大。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首倡白話文寫作，在當時固然是石破天驚之論，但是如果沒有晚清以來西風東漸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猛烈衝擊，這番言論也不可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胡適自然也當不成白話文運動的“開山鼻祖”。錢學森赴美留學之際正是世界航空航太科技方興未艾之時，時代給了他進入科技前沿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新中國的成立為這些學有所成的海外學子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臺。而這樣的時代條件，是後來者所沒有的。歷史證明，得風氣之先者成為大師的可能性遠高於後來者，因為他們可以做出開創性的工作，而這正是奠定大師地位的基礎。
優秀的文化傳統是誕生大師的沃土。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中國科學界的“三錢”都出生於江浙地區的書香世家，這絕非偶然現象。從更大範圍來看，以江浙為核心的南方自古就有耕讀傳家的傳統，良好的讀書氛圍造就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局面。據統計，從南宋至明清，秦嶺—淮河以南的狀元佔全國狀元總數的70%以上。1000多年過去了，這一局面直到今天也沒有根本改變，有人曾根據教育部出版的中國教授名錄分析，秦嶺—淮河以南的大學教授佔全國的69%，這説明文化具有強大的繼承性。重視文化、追求學術、勤奮好學的文化傳統在大師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現在一提大師問題，相關部門本能的反應就是花大錢培養拔尖人才，這不由得讓人想到“集中優勢兵力重點突破”的戰術，但是用經濟和軍事的辦法來處理文化問題，恐怕難以奏效。據報載，為回應“錢學森之問”，各種各樣的計劃、工程正在實施，目的就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對照大師們的成長背景和經歷，不難看出，和重點培養拔尖人才相比，營造適合人才發展的大環境才是更加重要的問題。
今天，我們能做的是創造適合人才發展的環境，並把這樣的環境固定下來，傳承下去。有了合適的土壤，種子也不一定就能發芽，但是沒有土壤，一切皆無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