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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是我國享譽海內外的書畫鑒定大家和著名書畫家、詩人徐邦達先生百歲華誕，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以一闋《韆鞦歲》特別向徐邦達先生祝壽——
“聲名播早，海上先知曉。米氏韻，蘇公調。丹青山水遠，賞鑒地天小。多少事，期頤回首堪談笑。
只眼看玄妙，健筆解深奧。十六卷，傳精要。宮城尤壯偉，桃李欣繁茂。無量壽，風華不老星輝耀。”
中國藝術的“國寶”
“徐邦達先生是當今藝術史上唯一健在的歷經百年滄桑的學術泰斗，是享譽海內外的中國古書畫鑒定大家和著名詩人、書畫家，是中國藝術史界‘鑒定學派’的一代宗師。”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將徐邦達稱為中國藝術的“國寶”，“徐邦達既繼承了傳統的鑒定方法，又汲取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和現代考古學嚴謹的科學手段，將文獻考據與圖像解説有機結合起來。他系統地建立了古書畫的鑒定尺規，真實地還原了中國書畫史的發展脈絡，將原先只可意會的感性認識發展成為可以傳授的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據鄭欣淼介紹，故宮博物院正在陸續出版的16卷、600萬字的《徐邦達集》，就是其古書畫研究的輝煌成果。
《高呼與可》、《出師頌》是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據介紹，這些絕代佳作，正是因為徐邦達的慧眼，才從故紙堆中重見天日。從18歲買下第一張畫始，徐邦達在80餘年裏，已為國家鑒考、收購、徵集傳世名跡三四萬件，全國各大博物館所藏字畫的一級品全部經過他的鑒定，全國但凡有中國書畫的文博單位就有徐邦達先生的足跡。
據鄭欣淼介紹，1950年，徐邦達被調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國家文物局)任文物處業務秘書。這個時期，徐邦達在北海團城參與徵集、鑒定歷代書畫，使3000多件歷代書畫精品得到了有效地保護，後來均撥交給了故宮博物院，成為該院古書畫庋藏中的基本藏品。
新中國初創時，故宮博物院所藏文物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為使故宮博物院繪畫館藏品儘快豐富起來，徐邦達與同事踏訪全國80%以上的縣城。元代著名書畫家趙孟頫的畫作傳世甚少，僅存的幾幅畫卷皆為皇室收藏，《水村圖》就是其一。1953年的一天，徐邦達無意間發現了《水村圖》的線索，並一直查到東北一個叫做大栗子溝的地方，他委託當地文物機構代為買下，確認無誤後由國家購回並收藏。就這樣，在短短數年間徐邦達發掘和搶救了3700件書畫。
“文革”期間，徐邦達總結多年來從事古書畫鑒定的經驗體會，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古書畫鑒定概論》的初稿。“文革”結束後，徐邦達重返故宮博物院，想到的第一件事還是為國家鑒考徵集古書畫作品。
“1983年，受國務院委託，國家文物局組織全國文物鑒定組，到各地文博單位進行歷代書畫甄別工作，徐邦達先生為該組重要成員，不僅圓滿完成了國家交給的任務，還培養了一批古書畫鑒定接班人。”鄭欣淼稱，此後，無論是兩岸學術交流，還是在國際學術論壇上，徐邦達先生都贏得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景仰。
拒絕為汪精衛作畫慶壽
歷經百年風雨的徐邦達先生，花白的頭髮，起皺的皮膚，臉上散佈著幾塊老人斑，看起來與普通老者無異。然而即便是因為呼吸系統手術，失去了言語和行動自由的他，眼神中依然透出睿智。用一同來到故宮的瓷器鑒定大家耿寶昌的話説，就是“返老還童”。
細數徐邦達先生的軼事，不少故事為人津津樂道。“徐邦達先生的不尋常之處，還表現在每當歷史緊要關頭，他都能作出堅定正確的選擇。”據鄭欣淼介紹，1941年，徐邦達在上海“中國畫苑”舉辦了個人畫展，聲譽日隆。1942年的時候，正值汪精衛60大壽，希望徐邦達先生為其作畫慶賀，被徐邦達先生嚴詞拒絕，體現了一個愛國學者的民族氣節。1949年初，徐邦達先生不為西方物質生活所惑，期待新中國的到來，上海一解放，他就被聘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積極投身於新中國的文博事業。
20世紀80年代，藝術品市場日漸活躍，許多古書畫佳品被送進了拍賣行。徐邦達對此憂心忡忡，擔心文物珍品通過拍賣的渠道“合理合法”地流失。一次，他得知曾流失民間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濤的《高呼與可》要上市拍賣，便四處遊説，希望國家出資買下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徐邦達夫人滕芳女士正要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希望政府能為他們的“斗室”想想辦法。徐邦達得知，對著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拜託她“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辦法收購《高呼與可》。”
第二天，徐邦達進門就談購買《高呼與可》的事：“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經濟比現在困難得多，但仍撥出鉅款將‘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兩部買了回來。現在我們更有能力搶救文物。”李瑞環當即表示《高呼與可》應該由國家購買，徐邦達的一顆心才終於落到了肚子裏，出了門他拉著滕芳興奮地説：“我替故宮謝謝你了!”
看穿乾隆禦批假畫
在中國書畫鑒定界，徐邦達被尊稱為“國眼”。許多由他過目而走出歷史塵埃的古書畫珍品，就如他人生路途上欣賞到的奇花異草。上個世紀30年代，徐邦達就發現了乾隆皇帝曾經御筆親題為真品的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實為贗品。
《富春山居圖》是元代著名書畫家黃公望膾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世傳乃黃公望畫作之冠。此畫卷為六接的紙本，即是由6張紙連成的畫卷。清順治年間，此卷藏于宜興收藏家吳洪裕手中，後來吳病入膏肓時，因為非常珍愛此卷，就準備把它付之一炬用來殉葬，吳的一個侄子不忍心將此名物化為灰燼，於是在燒畫的時候趁吳不備，用偷梁換柱的方法把別的畫卷扔了進去，把這幅給搶了出來，但是首段的一小部分還是被燒損了。
後來，有收藏家將此損卷燒焦部分細心揭下，重新接拼後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幾乎看不出是經剪裁後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於是，人們就把這一部分稱作《剩山圖》。值此，原《富春山居圖》被分割成《剩山圖》和《富春圖》兩部分，身首各異。
乾隆年間，《富春山居圖》被收藏進宮，乾隆對此畫大加嘆賞，屢屢題讚，甚為喜歡。可誰料這幅畫竟是偽作，後來真畫進了宮，乾隆覺得特別沒面子，他在真畫上題字示偽，故意顛倒是非。
20世紀30年代，故宮重要文物南遷，萬餘箱的珍貴文物分5批先運抵上海，後又運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間，徐邦達在庫房裏看到了這兩幅真假《富春山居圖》，經過仔細考證，他發現乾隆御筆題説是假的那張，實際是真的，而乾隆題了很多字説是真的那張卻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論，還它一個真實的面目。現在，《剩山圖》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館，《富春圖》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
雅號“徐半尺”
坊間一直流傳著關於“徐半尺”的故事。一次，一位來訪者將畫軸徐徐展開，剛看到一片竹葉的梢頭，徐邦達便脫口而出“李方膺!”一語定音。畫軸展開，果然是“揚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書畫卷剛打開半尺，徐邦達就已經説出了與此畫有關的一切，“徐半尺”的雅號因而得名。
據徐邦達先生的得意弟子、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介紹，幾十年前在哪兒見到過的書畫，幾十年後再見時，徐邦達依然記憶猶新。70歲時，一次徐邦達在看兩個手卷時，只從裝手卷的兩個盒子上，便知那一字一畫是董其昌的作品，題目、內容，幾十年前在哪兒見過，如數家珍。另一次，助手尹光華先生在幫徐邦達整理《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時，無論哪部古手卷後的題跋和某位畫家的某張畫，只要將題跋和題的人的名字組合起來，他都能知道是宋代某人的畫或元代某人的畫。
然而這樣的鑒定眼力和功夫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據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熹年回憶，60年代前期，自己常常到國家圖書館善本庫查閱資料，而每次前往都會見到徐邦達先生也在那裏，徐邦達先生説看到一些書畫上面的作者和紀年，一定得親自在善本庫中查個實在。徐邦達先生博聞強識，每對一件疑難作品進行考據時，爬羅剔抉，條分縷析，其所論所斷，使人折服。
鄭欣淼認為，徐邦達先生對數百件早期書畫進行的鑒定考辨，對明清文人畫鑒定進行的開拓性研究，在書畫鑒定界確立了坦誠求實和科學嚴謹的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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