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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60年代榮寶齋送外賓的木板浮水印禮品《雅賞》
上世紀50年代榮寶齋木板浮水印車間
上世紀50年代初期，榮寶齋再版的《北平箋譜》和《十竹齋箋譜》成了我國對外有關部門饋贈國際友人的主要禮品，特別是饋贈亞太地區和平會議的代表們，其數量甚大，由此引發國際友人涌向榮寶齋，小小的店面霎時熱鬧了起來，這讓我這個鄉下人看到了榮寶齋的光明前途。隨即聯想到，既然印製淺淡的詩箋、信箋之類如此受到歡迎，那麼如果加深複製成與原作相同，肯定更加能夠反映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精髓，倘若再從小幅拓展成為大幅也能成功的話，那就既能保留與發揚民族歷史傳統文化藝術，而又可使榮寶齋名利雙獲。決心一下，就馬上行動。
首先想到的是齊白石老先生，因為他的作品水墨淋漓，最適合木版浮水印。50年代初白石先生的畫在市場上售價很低，地攤上2元一幅，榮寶齋付價較高，4元一尺。因彼此相處融洽，他經常過來走動，於是便將我萌發的想法説給他。不久，他就將24幅一組的冊頁作品送來，因為是特級稿件，除了按潤格收購了原作外，出版後再另付一筆稿酬。為試驗複製出版白石老人的這部作品，請葉淺予先生作序，並在扉頁上附有白石老人的速寫肖像，裝潢也十分講究，這部冊頁出版後十分暢銷，頗得各方好評。
一天，徐悲鴻先生拿來一幅《奔馬》，説他的一位英國朋友看上了，非要不可，但他自己也喜歡，送給他自己就沒有了。他問我，榮寶齋能不能複製一批？如能他自己留件副本，其餘還可由他簽名出售，我便一口答應下來，並一舉獲得成功。由此又聯想到，既然今人作品複製成功了，那麼複製古人的作品不是可以為榮寶齋帶來新的更大的影響嗎？如能獲得成功，將有益於發揚民族歷史傳統文化。我把這一想法拿去和一貫支援榮寶齋的鄭振鐸先生商量，鄭老大加讚賞，從他主管的國家文物局取來“新羅山人”的一軸中幅彩墨花鳥交榮寶齋試印。當浮水印版的古代名畫樣張送鄭老審閱時，他十分稱讚，並馬上請來張蔥玉先生和幾位專家共同評論，都一致表示非常滿意。呈送葉聖陶副署長審閱的樣張，他挂在廳堂，來客看到後，誤以為葉老在收藏古舊字畫文物哩。當葉老説明是榮寶齋木版浮水印的，在座的來客不約而同齊聲發出“啊”的驚嘆！隨即，葉老以“啊”字開頭，在《新觀察》上發表文章盛讚榮寶齋的工藝技巧之高明，給予極大的鼓勵。
借這股東風，徐悲鴻的大幅《群馬圖》、《漓江春雨》山水和白石老人的八尺整紙《蕉下鳴蛙》從榮寶齋的車間走上榮寶齋的櫃檯，走進了家庭，走出了國門。
紙本水墨巨幅印製成功了，絹本古代名作可否複製？於是從比較容易的唐
·周昉《簪花仕女圖卷》開始，到巨幅長卷南唐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榮寶齋一步步成了這個行業的先行者和傳播古典文化的突出場所。至此，我終於明白了當初出版總署接辦榮寶齋的良苦用心：只要把它保留住，將來是會有用的。
古代名畫，件件都是傳世國寶，如直接拿到車間雕版複製，會對原作有所損傷，那樣我們就將成為歷史的罪人，所以雕版複製前，都一定要先行臨摹。為此，我們組建成了一支學養技藝都極高的專門鑒定、研究、臨摹隊伍，陸續發展到三十多人，這些人才都是從社會各個方面、不同的崗位上挖來的，除了為培養後繼人材一部分青年外，大都早已是社會上著名的畫家，都有很高的鑒定水準和臨摹古代名作的專長，如知名畫家董壽平就是在1952年于西城區勞動局招聘來的。50年代初，和東北博物館（遼寧）建立了合作臨摹協議，他們的藏品豐碩，為我們提供了諸多有利條件，前後派遣十余人長駐該館從事臨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使我們十分感激。另外，故宮博物院還為我們開闢了一處專門臨摹的場所，摹制了相當數量的古代繪畫的極品，供諸陳列參觀。先後我們摹制了三百餘件古舊名品大作。在榮寶齋搞了一個專項展覽，邀請各有關方面和社會名流賢達愛好者前來參觀指導。如鑒賞家張伯駒、陳半丁，陳毅、肖勁光、郭沫若、廖承志、沈鈞儒、吳仲超、齊燕銘、鄧拓、張奚若等等也都興致很高地前來參觀。他們充分肯定了這一創造性的工作，認為對普及和傳播優秀民族歷史文化是一個別開生面的突出的貢獻。
在北京，我盡可能地向古典作品向專家請教學習，辦出榮寶齋的特色。但複製名畫，還不僅僅是技術問題，為了能夠更好地産出精品，還必須具備各種必要的條件，如尚好的紙、墨、筆、絹、績等的生産與供應，於是一手抓內部的提高，另一手則伸向民間籌措必須的各種原材料。
宣紙産于皖南涇縣，古宣州（宣城）是其集散地，故名“宣紙”，這種紙張很特殊，不怕折損，也從不被蟲蛀，故有“紙壽千年”之譽，唐代以前就有産品，到了明清，特別是乾隆禦制的宣紙，名稱規格就多了起來，四尺、六尺、八尺、丈二、丈六等大小不一，為歷代書畫家所喜愛，但到民國初年，宣紙生産逐漸衰落。抗日戰爭後，基本停産了。社會上殘存流散的一點點，根本不能解決長期所需。
1952年，不得不奔赴皖，持中宣部介紹函件，經安徽省簽轉赴涇縣，在涇縣縣委協助下，尋訪了曾經從事過宣紙生産的地方手工藝人，組成聯營，選址、恢復、生産。在我們的要求下，中央輕工業部派遣四名造紙專家，赴皖南研究改進，前後往來達五年之久，終於復活了宣紙生産。在榮寶齋的推動下，浙江皮紙、嘉江皮紙、“雲南宣”、高麗紙等，也都陸續恢復生産了。
紙張的問題解決了，綾、絹的問題浮現出來。宋、元、明、清書畫大多使用絹帛，書法多在綾上寫的。綾絹的品種因圓絲、扁絲、疏密而不同，當時市場上一般的絲綢是無法代替的。
一位解放前專門為張大千、溥心畬造倣舊絹的技術工人被我們打聽到了。當時他在全國總工會做勤雜工，我們把他請來，並按他要求的設備條件，製作了酷似《三娘教子》中使用的“機床”，倣照宋元各種不同類型的絹帛織造起來
……
顏料向蘇州“姜思序堂”走去，扶持其恢復生産，並向國家申請了專門種植草甸的土地，責成該堂保證供應；礦物色請南銅礦場幫助收集石青、石綠原料，以及由社會上零散收集起來的藏青、石綠等原料，又聘請了新羅山人畫派傳人、擅長製作礦色顏料的專家，按古法製作……
各種條屏、卷冊的裝幀，也不是一般材料所能代替的。宋、元、明、清各個時代的裝幀也各有不同，複製那個時代的作品，其裝潢所需材料，也要仿製那個時代所使用的材料制做。如宋錦的仿製，就是在沈從文先生幫助下解決的。沈先生收集的歷代織錦樣品非常豐富，他提供給樣品並注上説明，責成蘇州織錦廠專門倣照制做。1958年，在萊比錫世界書籍裝幀博覽會上獲得金獎，就因榮寶齋的出版物和裝幀獨特而獲此殊榮的。所有這些雖然用量不大，但沒有又不行，於是在創業之初，都不得不一項一項去組織生産。
解放初期，百廢待興，榮寶齋多種業務攪成一團，簡直形成一個小“托拉斯”了！“鄉巴老”成天動著“資本家”的心思。當然，主要還是為了保留、發揚民族傳統文化，不管怎樣，榮寶齋總算在我手裏沒有垮掉，不論怎麼評價，但當時我還是舒了一口氣，反正這臺戲終於唱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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