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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4歲拿起畫筆，童年因“不會唸書”被各學校像踢皮球一樣踢來踢去，25歲時憑藉四格漫畫紅透寶島；他，筆下的線條中充滿了幽默，方寸之間，揮灑自如；他，嘲諷眾生百態，被許多人封為“愛情先知”、“城市先知”，卻自稱只是一個孩子；他，把上班看做違反人性，卻讓無數被現代快節奏奴役的人們將疲憊和絕望消解在他的作品裏。朱德庸，一個用冷靜和幽默窺視世界，用最簡單的方式讓你看到真相、反思自我的漫畫家，一個站在颶風中心，卻獨享悠然的大孩子。
關於“家”：環保達人的簡約主義
這次來杭州，除了參加第六屆中國國際動漫節之外，朱德庸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驗收自己在杭州的新“家”——西溪濕地創意産業園中的朱德庸個人工作室。
朱德庸是台灣人，在台灣已有兩個家，一個在台北最繁華的地段，一個在偏僻安靜的郊區。此外，他在北京還有一處居所，算起來，杭州西溪創意園的工作室，已經是他的第四個“家”了。
有了這間工作室後，朱德庸和妻子馮曼倫馬上開始裝修。他們請來了台灣一位搞設計的好朋友負責設計，朱太則負責在這個大空間裏添加各式傢具。
工作室走的是簡約復古環保風，一樓幾十平方米的闊大空間裏，只安放了一張十余米長的原木大桌子，一個暗灰色布沙發，一張榻榻米式的木板床和3盞米黃色吊燈，中間還有一個用從福建運來的大石塊做的火爐，外間是一個從西安淘到的木質櫃子，地板則用廢棄大理石打碎拼成馬賽克效果。工作室的一面墻上挂滿了朱德庸未公開發表過的作品。朱德庸説，他平時就在那張原木大桌子上畫畫，畫累了直接躺在桌子上睡覺，平時在外面撿到枯樹就帶回家放在火爐裏，積累到一定數量後就是純天然的柴火。
朱德庸希望儘量保持工作室未裝修前的樣子，所以不在格局上做大改動，除了給墻麵粉刷了白漆、安裝了幾扇推拉門外，幾乎沒做什麼裝飾，更未做任何隔間，整層工作室就是一個空曠的大空間。他開玩笑地説：“下次帶輛腳踏車來，畫累了就在裏面騎上幾圈。”
關於創作：把腦袋裏的創意像倒垃圾一樣倒出來
對於朱德庸來説，創作是這個世界上最快樂的事情。朱德庸説，他的創作靠的就是兩個詞，“想像”和“衝動”。比如，當他討厭一個人時，他會“看到”那個人身上長滿了窟窿，窟窿裏爬滿了蒼蠅；而當他喜歡一個人時，他會“看到”那個人頭上長出了青青的藤蔓，藤蔓上開滿了色彩斑斕的花。
正因為有了這樣奇特的想像力，所以他總有源源不斷的創意。“我的腦袋就像一個垃圾筒，那些創意就像垃圾，如果不趕快把‘垃圾’倒出來，‘垃圾筒’就會裝不下。”朱德庸笑著説。
説起自己的作品，朱德庸十分喜歡《絕對小孩》，他覺得自己就是一個大孩子，所以當他看到現在的孩子要承受那麼多的壓力，享受不到童年應有的歡樂，就覺得很可悲。因此，他創作了一部從孩子的角度看世界的漫畫《絕對小孩》，希望在自己的作品裏保留一些孩子該有的童真。
而一直在三聯週刊連載的《他們都有病》是近年來朱德庸比較滿意的作品。朱德庸説：“許多人背負著強大的社會壓力，心靈多少都有些扭曲，我想要把這些我們身上的扭曲和疾病畫出來。”這部作品的創作與之前的完全不同。之前的作品都是全部完成後交給出版社編輯出版，而《大家都有病》則是在完全沒有創作規劃的情況下，每天畫一點，今天不知道明天畫什麼，出版商也完全不知道最後出來的會是怎樣一部作品。朱德庸説《大家都有病》完全是靠著一股衝動完成的，而這帶給他和他太太一個奇妙的經驗，那就是“順著感覺走”。
關於社會：什麼事都在發生
對於社會，朱德庸有著幽默獨到的審視方式。
在朱德庸看來，上班是件十分違反人性的事，“世界上只有人這種動物需要上班，許多人每天都要做那麼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太違反人性了。”在朱德庸眼裏，這個世界有許許多多“荒謬”的事，把這些看起來荒謬卻真實發生的故事畫出來，就是《什麼事都在發生》。
這部作品與他之前的作品差別很大，在沒有固定主人公的情況下，通過90個小故事來講述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各種故事。
在朱德庸看來，西方國家文明發展進程緩慢，所以西方人的人性扭曲也是緩慢的。他們有時間做出調整；而中國的發展太快，人們來不及做出調整，如同一個物種一夜之間從寒帶來到了熱帶，種種不適應必然導致各種“荒謬”的事情出現。
剛開始在三聯週刊連載這部作品時，朱德庸還擔心不會有太多人喜歡，但是連載近一年來，《什麼事都在發生》受到了讀者的熱情追捧。這讓他出乎意料，也覺得非常高興。“有人喜歡這部作品，説明他們與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相同，這讓我很欣慰。”
關於人生：颶風中心獨享悠然
朱德庸説，這個世界最讓他困擾的就是“大量生産”這件事，“我生産的最多，我就是最厲害的；我投資個幾百億，我就是老大，大量的産品被生産出來，卻沒有人去注重品質，這是現代人的迷失”。
而在這樣一種現代人的普遍迷失中，他卻保持著自己獨特的悠然，如同一個原始人一樣，過著不用電腦、不用手機，也不經常出席社交活動的“
穴居”生活。每天除了用十分鐘收發郵件外，他從來不用電腦做其他事情，在他看來，“電腦和手機簡直是泯滅人性的發明，它們束縛了人的思想和行動”。面對被各種資訊充斥的網路時代，朱德庸卻瀟灑地用行動抗議：“我有不知情權”。
他的生活起居也很有規律，不像其他藝術家那樣夜間勞作甚至不眠不休。他習慣於每天早上起來畫畫，畫到中午11點左右和太太出門散步，下午和太太兒子一起做些喜歡做的事，聊聊天，喝喝咖啡，讀幾本好書。朱德庸説他台北的家只被兩件東西堆滿，一是畫稿，二就是書。
在朱德庸看來，自由創作者最大的優勢就是行動不受限，可以有更多屬於自己的空間。他對“自由”的需求比名利更大，所以在許多同行都聘請了助手，組建了創作團隊時，他依然保持一個人的創作姿態。
因為這樣的生活方式，朱德庸幾十年並沒享受到“出名”的作用。“26歲出道前沒人知道我，26歲後我照樣不去攪和任何事，我
現在的生活跟26歲前沒有什麼區別。”如同處在颶風的中心，當周圍的人群都倉皇竄逃時，他卻屹立著巋然不動。當慌亂的人群望著他疑惑不解時，他冷靜幽默地淡淡説道：“颶風的中心沒有風”。
如同他2010年最新作品的名字《眾人之間獨享自我》一樣，他就是那個處在颶風中心，望著眾人，獨享自我的“絕對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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