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源自英國的特納獎，自誕生之時便是一個高調、無厘頭的壞孩子，更是媒體的寵兒，如今走過26個年頭，這個英國當代藝術的風向標賣老了，走起大眾路線了，這是特納獎的成熟，還是對20多年莽撞青春産生了厭倦？半年之後，誰獲得這個獎顯得不再重要了，因為他們都正經得要死，特納獎曾經叛逆、前衛的青春已悄然逝去。
四個成年人
西班牙女人安吉拉·德·拉·克魯茲算是4個候選人中最單純的。她説畫畫玩膩了，就把它們撕開、折斷、堆疊，繪畫變成了雕塑。趁著這個月她在卡姆登藝術中心的個展還在時，你可以去看一眼解構繪畫與建構雕塑是多麼簡單的一線之隔。像評委之一的菲利普·漢舍説的：“它就是讓你窮開心。”但這是特納獎的風格嗎？如果把畫布撕了，再把畫架毀了，再把它們堆起來，也可以令人震驚的話。
除了克魯茲，今年特納獎短名單上的3個人，都是正兒八經的成年人，而且散發著要麼研究歷史，要麼喜歡政治的人文主義味道。蘇珊·菲利普茲是玩聲音裝置的，在橋底下、大賣場、公車站等公共空間播放她改編的音樂。如果你喜歡在廢棄的大車間尋找工業時代調調的話，幾年前就該認識她了—在一個船廠閒置的巨大車間裏，你會聽到《國際歌》的無力低吟——眼前荒廢的工業空間，讓你想起當年作為革命先鋒的工人。有人説，在這個車間聽著《國際歌》，回憶起當年燃起的無産階級革命，便淚流滿面了。有點煽情了。這是年輕人引以為恥的情感，他們冷峻，他們超脫，認為嚴肅的成年人是無聊、乏味的社會動物。這也是特納獎不眷顧的情感，它喜歡不確定的混亂，喜歡好玩，喜歡邊緣。今年的特納獎在玩什麼？真到那歲數了還是裝深沉？
接下來的作品總算讓人明白，特納獎的確是在賣老了。耳石小組（The Otolith Group）的作品是對人類未來深感抱歉的短片，像一部義正詞嚴的紀錄片：22世紀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能在地球上生存了，而是被弄到一個太空站去了，因為在筋疲力盡的探索之後，我們已失去了重力、失去了方向。耳石小組對人類的“探索發展”定義廣泛，從冷戰、核危機、人口爆炸、外星人入侵，到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宇宙空間競賽，再到巴勒斯坦問題，幾乎全部涉及。很嚴肅、很認真、很憂患。玩笑、戲謔、反諷，都不見了。特納獎仿佛是忘記了自己是做什麼的了。好在第四個成年人，是有點意思的。德克斯特·戴爾伍德擅長臆想，此次作品就是伊拉克戰爭期間的聯合國武器監查員大衛·凱利的自殺地點。小岩石上的大樹和扭捏的圓月，營造出了在鄉間散步時足以自殺的氛圍。戴爾伍德總是巧妙地利用被大眾媒體控制的心智。他將揮之不去的標誌性場地描繪成似是而非的暗示，讓我們興致勃勃地去證實通過媒介構築的幻想。
玩累了
26年後，英國當代藝術風向標是屬於大眾了，這有點令人感到失望。還記得當年，為了擊退咄咄逼人的美國當代藝術，苦於沒有創造力的英國藝術領域鐵了心地把特納獎獎項頒發給特立獨行的年輕藝術家，與主流藝術走相反的路線，越是怪異、荒誕的就越是值得獎勵的對藝術領域的新探索。
如1998年特納獎獲得者克裏斯·奧菲利，他的作品是用大象糞便來做的。《The Holy Virgin Mary》上，披著藍色外衣的非洲黑人聖母瑪麗被黑幫電影圖片和從色情雜誌中剪下的女性生殖器圖片以及象糞所包圍。一位被激怒的老基督徒往上面潑白油漆來泄憤；紐約市長抗議要結束展覽，否則藝術家將被驅逐出境。這就是特納獎，它是媒體的寵兒，這麼高調、無厘頭的壞孩子，誰會不喜歡看？
再者，2001年獲獎的馬丁·克裏德的《燈亮燈滅》，僅在空蕩蕩的展覽廳裏讓燈光每隔5秒鐘亮一次，熄一次。走出展館的幾乎所有人都困惑不已，這也是藝術嗎？但是，這一切，都不再了。連把死了的動物泡在甲醛裏的達明安·赫斯特都懂規矩了，面對公眾對新作品的質疑，他公開承認自己確實不會畫畫。十幾年前被那些死母牛嚇哭過的小朋友肯定鬱悶，赫斯特現在變成這樣了，何必當初呢！
在特納獎舉辦“1984-2006年回顧展”時，我們還是對它充滿了期待的，希望它仍然是勞倫斯·馬克斯筆下針對首屆特納獎所説的那種“由大驚小怪，世仇宿怨，飛短流長，戲劇化的衝突，對現代主義大師們的不屑一顧等等組成的塵雲”，希望它仍然是鐵了心地尋找先鋒，把BBC的評論看作是動力——“它總是那麼荒誕。在一個我們把胡鬧當成一項文化娛樂的社會，乏味的作品就是愚蠢。”可惜，近幾年的特納獎的候選人都不再是具有極端創造力的前衛青年，而是成熟、穩重的奔五人士，26歲的它已更趨傳統，不再是貼著理想主義、樂觀主義及享樂主義標簽的生猛粗糲的少年。
特納獎已經沒有死亡、沒有色情、沒有恐懼了，被成年人的“嚴肅”噎住了咽喉。這是26歲的英國當代藝術長大了，還是對歷時20多年的莽撞青春産生了厭倦？如果説古根海姆的Hugo Boss獎和惠特尼美術館的Bucksbaum獎最終都只能作為藝術家個人簡歷中的一筆而已，遠沒有介於奧斯卡和“美國偶像”之間的特納獎，就算能夠成為人們茶余飯後的談資，也不會有人下注打賭最後的贏家是誰。在躁動和紛擾中，特納獎註定會玩累。好在它逝去的青春期，見證了英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史，也算是完成了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