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屆“聖保羅雙年展”開幕在即，藝術圈關注的目光都開始投向巴西。今天我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這份來之不易的發言稿。

早上好!(晚上好!)

我們想邀請大家參加我們組織的一趟旅行。為了準備第31屆“聖保羅雙年展(Sao Paulo Art Biennial)”，我們在過去的六個月裏進行了徒步旅行。期間走過小路、後院、死衚同，帶著失物招領的行李和許多路上突然産生的新想法。當然，這趟旅行還沒有結束(會持續至2014年12月)，但現在我們要向你們展示曾走過的路程，並希望你們將這些資訊傳遞出去。

這趟旅行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展開：一是深入了解“聖保羅雙年展”的歷史和雙年展的舉辦場地——由尼邁耶(Niemeyer)設計的展館;再則是探索巴西及其藝術場地的現狀。旅行中，我們帶著十幾年來在藝術領域(大多是在北半球)工作中形成的舊有知識和偏見。那個行李有時非常有用，有時卻完全是多餘的，但它畢竟指引了我們先前的路程，在旅程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最初，我們安排了橫跨巴西的開放會議並分析了展覽館在過去的使用狀況。從中可知，巴西的藝術場地大體上是固定的，但每個城市都不一樣。尼邁耶設計的展覽館有著與眾不同的建築特色，我們將在選擇作品及展覽方式上對此加以強調。

 一直以來，我們都在行李儲備中尋找與我們遇到的狀況相關或合適的東西(大多是藝術家的作品)，其中，我們找到的一位藝術家，一位來自中國的藝術家，他就是邱志傑。他能夠在我們頭腦中描繪出一幅地圖，上面佈滿了我們想去的地方，這樣就能從精神上將我們帶向遠方而不必離開原點。另一位是藝術家普拉巴卡爾·帕克布奇(Prabhakar Pachpute)，他的關於印度中心礦業地區的作品似乎反映了福塔雷薩或是聖保羅周邊地區的狀況。帕克布奇可以畫出一個民族的故事，所以我們邀請他對我們之前有關繪畫術語的思考作出回應。他的一幅作品做成了海報，並幫助我們開發了本屆雙年展中尤為重要的集體性、衝突和改革的思想。為了傳遞表達、貫徹教育，我們將更多地列出這些想法，你們可以在文本中找到這些思想綱要。

在巴西旅遊時，我們注意到了那些把旅行當成發現自我、或是通過旅行來為作品創作尋求靈感的藝術家們。人們的運動、遷移和重新定居是如今巴西及其他地方的重要主題。從公共交通的使用權力、內在或外在的遷移體驗、遊牧民族在社會上的邊緣化，到藝術家邂逅土著人，在不同的文化與地形間穿梭的浪漫主義。這是社會跨地域共用的東西，並形成了理解當代經驗的方式。為了在藝術作品中抓住這點，我們轉向近期藝術的偉大旅行者胡安·唐尼(Juan Downey)，一位從不定居的智利人，他創作了關於橫跨南美洲體驗的作品。我們還選擇了羅密·鮑赤塔胡克(Romy Pocztaruk)(他的攝影之旅為巴西的很多地方作出了全新的詮釋，如橫跨亞馬遜州的公路和廢棄之鎮福特蘭迪亞)和丹尼卡·達吉齊(Danica Dakić)(她的的電影給歐洲移民一個獲得更多關注的平臺)的作品。阿曼多·奎羅斯(Armando Queiroz)動人地描繪了貝倫市土著人實際的隱匿邊緣狀態，哪怕是在他們的中心地區。在為國際市場尋找原材料的過程中，當某些地方的生活方式變得不再可行時，旅行不是去發現的一種方式，而是表示抗議的一種方式。

阿曼多·奎羅斯(Armando Queiroz)的作品直接與我們的題目“如何……不存在的事物”的某一元素相關。“不存在的事物”，這個術語是對藝術功能的詩意化描述——通過創造或使不被看見的東西變得可見從而觸發出某些東西。當喬·貝爾(Jo Baer)努力詮釋由古老而沉默的愛爾蘭立石引起的思想旋風時，她的畫也直接碰觸到了這一點;電影製作人瓦爾·德·奧馬爾(Val del Omar)則將西班牙了無生氣的石頭和流水轉變為充滿神奇的能量和充滿威脅性的生物。然而，這也涉及到一個更有社會性指向的問題，即我們的政治和經濟想像力的局限性。我們大多數人都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裏，一種主導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似乎能夠忽略或排除與人們對某些行為的觀點不符合的資訊經驗。這使我們覺得某些事物、情緒、信仰和經歷變得幾乎不真實，因為用以表達它們的語言和裁決者並不産生共鳴，也可以説它們根本就沒有表達過或者變為隱形了。瓦利德·拉德(Walid Raad)對藝術作品認知消失的輕微玩弄就帶有這種感覺，茹恩·阿巴斯(Ruane Abbas)和巴塞爾·阿布·拉姆(Basel Abou-Rahme)的半虛構式敘述性裝置也具有同樣的效果。

將這些被隱形的事物帶進人們的視野是我們在本屆雙年展的目標之一。我們相信這是一項藝術能完成的任務，如果它能帶來世界性的影響，那麼它必然會引起政治和經濟甦醒。這種混亂的甦醒通常表現在人們的外貌和行為中，引導我們思考“海侵”、“變性”“改革”中所包涵的“跨越”之意。在長途旅行中遇到如此明顯的跨界現象，無論是通過身體變化或是精神狀態的轉變來體驗到的，都可能引發精神層面的思考。在一部變性牧師的傳記電影中，弗吉尼亞·德·邁德羅斯(Virginia de Medeiros)展示了精神層面的跨界現象;努日·薩拉(Nurit Sharat)探討了自稱是巴西的猶太人的皈依故事;雅埃爾·巴塔納(Yael Bartana)則在思考當福音派信徒在聖保羅的一個郊區建成耶路撒冷第三會堂時所發生的事。

這樣看來，現在和將來都是有形的，我們的旅行也將再一次朝著雙年展基金會和巴西藝術風景這兩個方向繼續下去。在基金會中，我們接受了斯特拉·巴比耶裏(Stella Barbieri)在過去四年裏創立的教育部方面的支援。由於有著良好的社會關係，比如與許多學校和社區的關係網路，教育部能夠使我們快速邀請到那些能應對集體工作中種種挑戰的藝術家。同時，教育是一個有著多種形式的抽象概念。近來的藝術實踐也都圍繞著如何重塑並改革教育進行，使教育能向經濟主導者表達不同的價值觀。最厲害的是，它能展現那些我們大多數人仍在經歷著卻無法叫出名字的“不存在的事物”。對歷史上一些另類教育榜樣進行調查的藝術家也被邀請了，包括佩德羅·羅梅羅(Pedro Romero)、伊莫金·史綈德沃希(Imogen Stidworthy)和格拉濟耶拉·昆斯克(Graziela Kunsch)。因為我們想讓第31屆聖保羅雙年展的受眾群(即小學生、學生、社群和參觀者)成為活動的中心，所以這些榜樣將有望指導教育的實踐。這意味著展覽館的空間不僅要用於藝術活動，還要用於歡迎、準備、交談和思考的活動。幸運的是，場館是非常開闊的，在空間上有能力舉辦這樣的活動，因為它的底層直接開放到公園並在開放空間和藝術展覽所需的圍欄間建起了過渡帶。這兒會展示一些藝術家的作品，如來自解構建築的孔特拉斐爾(Contrafilé)、桑迪·希拉勒(Sandi Hilal)和亞歷山大·佩提(Alessandro Petti)。

在巴西旅遊，我們被全國各種形式的靈性和信仰吸引住了。比方説，像滕伽(Tunga)那樣的藝術家，致力於從物質世界和非物質世界的關係中獲得能量，席拉·高達(Sheela Gowda)也是如此。他們都會在接下來的雙年展中展示他們在巴西創作的新作品。尼爾巴爾·谷茹艾斯(Nilbar Güres)則融合了巴西和土耳其迷人的物體特質，使作品變得非此即彼，但永久保留了我們之前談到過的“跨越”狀態。

在我們的旅程中出現並一直與我們在一起的另外兩個主導思想是“衝突”和“集體性”。在正經歷快速社會變革的巴西，兩者都佔有一席之地。巴西的貧富差距極大，這個問題從累西腓(Recife)到阿萊格萊港(Puerto Alegre)。這些衝突在世界範圍內都存在，要求人們站起來一起反對不公平或腐敗現象的主張伴隨著不斷高漲的“不”的呼聲。“衝突”和“集體性”的這種親密關係通常是藝術家的能量和靈感的來源。一些藝術家，像安娜·利拉(Ana Lira)和哈利勒·艾丁德瑞(Halil Altindere)，已將他們的鏡頭轉向最近的爭紛，記錄政治陰謀的敗露，或是邀請伊斯坦布爾郊區的孩子在歌曲中演繹他們的生活。其他被邀請的藝術家將他們的自身狀況和對於在這發現的人和事的一些想法與擔憂融合起來。胡安·佩雷斯·阿吉雷各科阿(Juan Perez Agiregoikoa)將在雅爾丁·潘塔納爾(Jardim Pantanal)把帕索裏尼的《聖徒馬可的福音》中缺失的場景搬上舞臺，尤海·阿弗拉哈米(Yochai Avrahami)將把社會政治歷史博物館的展覽作為物體講述式藝術的起點，伊涅斯·杜傑克(Ines Doujak)和約翰·巴克爾(John Barker)用圖像開創了與紡織品貿易衝突有關的新的布料設計。

這趟旅行的隱喻經常也是遷移和再定位的過程。這種情況下，集體感有關鍵的心理作用。畫家布魯諾·帕切科(Bruno Pacheco)和電影製作人利·歐爾佩茲(Leigh Orpaz)接受挑戰，用現實而又夢幻的圖像描繪了這些心理狀態。

從普拉巴卡爾•帕克布奇(Prabhakar Pachpute)到利·歐爾佩茲(Leigh Orpaz)，被推搡或擠在一起的身體圖像既開始也結束了我們的旅行。這可能暗示著參觀“聖保羅雙年展”的機會(我們預測有50萬人參觀此次展覽)但是更貼切地説，這是一種通過思考，創造出“不存在的事物”的方法。如今，藝術的任務可以被認為是為一個重大改變做準備，這個改變是與社會想像力有關的。這些人類團體的形象隱喻了這個改變將引起的不便的過程和隨後會帶來的一些集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