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幅畫借還是不借的討論，其實已經持續了幾個月。2014年是中法正式建交50週年，作為系列慶祝活動的一個重要部分，法國政府計劃從本土各國家博物館裏借出一批名畫送往中國展覽，法國外交部長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Fabius）還主動表示，將把盧浮宮裏的德拉克洛瓦名畫《自由引導人民》帶到中國。沒想到，這一提議遭到了盧浮宮專家的強烈反對。作為該館的巨幅藏畫之一，專家認為，《自由引導人民》目前狀況“過於脆弱”，不宜再做挪動。

        爭論實際上在2013年底就公開化了。法國文化部長奧雷利·菲莉佩蒂（AurélieFilippetti）12月12日在法國國際電臺的節目中表示反對畫作外借。《世界報》、《費加羅報》等主流媒體跟進報道後，是否出借德拉克洛瓦名畫這一本在博物館界內部討論的話題，變成了公共關注的事件。

        出借藝術品對盧浮宮來説，近年並非新聞。2013年4月卸任的前館長亨利·盧瓦耶特（HenriLoyrette），在借展館藏藝術品方面一直十分大膽，為此不止一次引起博物館界非議，其中最起風波的兩次：一次是在2008年，他簽約以400萬歐元的價格，將包括戈雅、波提切利、倫勃朗、魯本斯、拉斐爾等大師作品在內的130件繪畫和雕塑出借到義大利展覽5個月。另一次就是和阿聯酋合作打造的“盧浮宮阿布扎比”項目，這個由法國人設計的博物館計劃在2015年落成開放，阿聯酋被曝為此將支付的回報為10億歐元，通過協議借展藝術品，其中4億歐元交付給盧浮宮。但盧瓦耶特任館長12年，盧浮宮的遊客接待量已經翻番到了千萬人次。

        而剛獲得總統奧德朗任命的盧浮宮新任館長讓－呂克·馬丁內茲（Jean-LucMartinez），是一位在歐洲考古界和藝術史界都很受推崇的權威專家，他曾有6年時間擔任該館古希臘、古伊特魯斯克和古羅馬部主任，帶領團隊修復過包括維納斯像在內的5件館藏珍寶。與在社交界、政治界都長袖善舞的前任盧瓦耶特比，馬丁內茲被評價為嚴謹和低調。在出借《自由引導人民》的爭論過程中，他似乎已經顯現了自己的處事風格。

       《自由引導人民》入藏盧浮宮140年，總共有過兩次出宮旅行。第一次是在1999年，也和亞洲有關：法國和日本舉辦國家文化年活動，時任總統希拉克應諾將這幅畫借到日本展覽。據《世界報》報道，當時盧浮宮的專家團隊也曾反對借展，但希拉克出於外交和政治需要，堅持借給了日本，結果畫作回國後，發現受到損害。第二次是盧浮宮在法國北部地區建造的朗斯分館（LouvreLens）開館，《自由引導人民》被借展過去。雖然只是一次國內移送，卻又出了事故：2013年2月7日，一位28歲的女性觀眾用黑色游標筆在畫的右下角簽了一行字：“AE911”。女觀眾被展廳保安和一名觀眾當場逮住，警方介入調查後，宣佈女觀眾患有精神障礙，不再追究其責。讓盧浮宮高層慶倖的是，這次涂劃對整幅作品沒有造成重大損傷，據專家説，簽名只是附著在表面的清漆層上，通過技術手段可以完全去除而不留下任何痕跡。媒體報道修復過程只進行了不到兩小時，一天后，這幅畫被重新挂上了展墻。

        對於盧浮宮和法國，《自由引導人民》已經不只是一幅名畫的意義。進入20世紀後，它成了法國革命或者自由平等的象徵，甚至代表了法國本身，所以才會有政界給予它像“法國大使”一樣的出訪期待。其實，法國人現在對這幅畫作有多護愛，當年的爭議和攻擊就有多大。和德拉克洛瓦24歲時繪畫的《但丁和維吉爾共渡冥河》一樣，《自由引導人民》最初在巴黎展示也是引起一片混亂、驚訝、歡呼和咒罵，而並非多年後它獲得的這種無可置疑的崇高地位。

        德拉克洛瓦一生畫過很多包含寓意、宗教和歷史的主題，這些作品被展示在國家議會的國王沙龍、貴族院、盧森堡圖書館、巴黎市政廳、盧浮宮等處，有人統計是77幅。但在很多年中，他感受到學院派對他的惡意，他的畫作被波德萊爾這樣的現代派詩人熱愛，在上層卻賣得十分不好，他本人也沒能進入法蘭西學院。直到1863年去世前，畫家的最大憂慮之一仍是後世的評價。19世紀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在《惡之花》中，這樣描述德拉克洛瓦的繪畫于他那個時代的處境：德拉克洛瓦是魔鬼出沒的血湖/掩映在四週茂綠的冷杉之中/怪異的樂曲穿過陰霾的天空/如同韋伯那抑鬱的嘆息。

        同時代人難以理解他對美和寓意的複雜表達，唯有波德萊爾，曾經準確地捕捉到並始終讚頌他的偉大和獨創：“如果允許談論繪畫中的道德，那麼，他作品的道德意義也帶有明顯的摩羅教的性質，他的作品中只有破壞、屠殺、火災，一切都在為反對人的永恒的、不可救藥的野蠻而佐證。被燒燬的、冒著煙的城市，被割喉殺死的受害者，被強暴的婦女，被扔在馬蹄下或發了狂的母親的匕首下的孩子。我認為，全部作品像是為命運和不可救藥的痛苦而寫的一首恐怖的頌歌。”

        這些場景，在《自由引導人民》的畫面中幾乎全部具備。畫作完成于1830年“七月革命”之後，德拉克洛瓦以三塊畫布拼接為2.6米×3.25米的巨大畫幅。畫家當時32歲，他反對波旁王朝查理十世的專制統治，頌揚個人自由，但對革命的態度其實十分模糊。他隨民眾上了街，但作家大仲馬目睹到，畫家和自己一樣，只是“混亂中的興奮旁觀者”。在畫中，自由女神被描繪為一個立於街壘之上的袒露胸臂的普通婦女，手中揮舞著三色旗和武器，頭上戴著大革命時期象徵自由的弗裏吉亞軟帽，而她腳下死難者遍地，有起義者，也有被起義者殺死的軍官，畫面讓人感受到革命噴薄的激情，卻也有和激情並存的恐怖、野蠻。正如法蘭西學院院士勒內·于熱曾指出的那樣，德拉克洛瓦雖然畫了《自由引導人民》頌揚自由，不過幾年後他就表示反對暴力革命，開始譴責這種大多數人的勝利，“因為，他們認為，在上升的民主制度中，大多數人對個人的威脅更嚴重”。

        所以，當畫作在1831年的官方沙龍中首次展出時，保守者自是深惡此畫頌揚的反抗和自由，革命派不喜歡它過於真實表現的破壞和痛苦，而在藝術界，擁有話語權的學院派人士批評它毫無美感，畫面臟亂。最終，《自由引導人民》並未獲得勝利者推崇，取得政權的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政府以3000法郎從沙龍購得此畫，很快將它從盧森堡館中撤下，變得不知去向。據説後來畫作還是還給了德拉克洛瓦本人，被擱置在他一個親戚的鄉下別墅裏。

        從19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德拉克洛瓦在畫界的地位已經上升，可以接到不少政府的重要裝飾工程。但奇怪的是，《自由引導人民》仍無法得到公開展示的機會。1855年世界博覽會在巴黎舉行，那屆的美術展示部分有兩個法國展廳，一個屬於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安格爾，另一個給了引領浪漫主義的德拉克洛瓦。為了爭取展示《自由引導人民》，德拉克洛瓦曾親自去向拿破侖三世申訴，卻未能獲准。4年後，1859年的沙龍畫展是德拉克洛瓦參加的最後一屆，他送去8幅作品，其中有《基督被釘上十字架》、《聖塞巴斯蒂安》、《劫持呂蓓卡》、《哈姆雷特》等代表作，但是，《自由引導人民》仍然不能獲得展覽資格。直到1874年，在德拉克洛瓦去世11年後，《自由引導人民》才終於進入盧浮宮畫廊，成為國家永久收藏。

        “博物館給予了政治社會一種共同崇拜共有歷史的凝聚力”，在這以後，這幅畫作的地位不斷提升：它出現在法國政府1980年推出的郵票上，也被印在了1983～1992年的100法郎鈔票上。

        《自由引導人民》可以算是博物館以圖像詮釋歷史的經典案例。而在當年，傾力讚頌德拉克洛瓦的波德萊爾在那些熾熱的評論中也只是偶爾提到這幅畫，在他心目中，德拉克洛瓦最偉大的傑作屬於《但丁和維吉爾共渡冥河》、《希俄斯島的屠殺》，或者《沙爾丹納帕勒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