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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外景
美國推出的兩部稅收法案，調動了政府和公眾的雙重力量，促成了當今美國博物館和美術館的龐大規模。其在制度層面促進藏品流入博物館的相關經驗，或可成為推動我國的博物館藏品走向國際化的有益借鑒。
作為非營利性機構，博物館、美術館管理的目標、方法和效果能夠折射出一個國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日前，筆者考察了美國7個城市近20個博物館、美術館，對美國博物館藏品來源進行了制度層面的初步研究。
美國擁有博物館逾1.75萬家，博物館內除了本土藏品，還擁有歐洲、埃及、中東地區、亞洲、拉美的許多精品，藏品的國際化水準很高。例如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國家廣場的國立博物館史密森博物館學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和研究體系，旗下有20家歷史、文化、美術和科學類博物館，9家研究機構和國立動物園，藏品計1.37億件。那麼，如此大規模、國際化的收藏是如何來到美國並進入博物館的呢？除了強大的經濟後盾，兩部法案從制度層面促進了藏品的流入。
第一項法案涉及美國的關稅。1909年的《佩恩·奧爾德里奇關稅法》規定進口20年以上的藝術品免稅，1913年又修改為對所有的藝術品實行進口免稅。這項法案旨在鼓勵美國收藏家購買國外的藝術品。同年，著名收藏家J·P·摩根將其在英國倫敦繼承的大量藝術品，花了一年的時間打包成350個箱子運送到美國。在美國經濟實力逐漸增強的時期，這項法案對精品流入美國、令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成為世界四大美術館之一起了明顯的推動作用。
第二項法案涉及美國的遺産稅。如果説第一項涉及藝術品零關稅的法案使全球的藝術品以低成本流向美國，此項遺産稅的法案則起到激勵收藏家死後將作品捐贈給博物館的作用。1917年，美國國會開始施行聯邦稅法，規定向非營利組織提供捐助的一律免除稅費。在美國，繼承超過70萬美元的遺産要交37%至55%不等的遺産稅，這使捐助藝術品給博物館比將其傳給子孫或交給拍賣行更有利可圖。除此之外，美術館常以重要捐贈者的姓名來命名展廳，或將對美術館有重要貢獻的人的名字刻在墻上，這起到了一種榮譽激勵的作用。查閱近幾年大都會美術館年報可以看到，大都會每年接受的藝術品捐贈達千件，其中中國藝術品數十件，僅2010年一年，大都會美術館就收藏了包括齊白石、于右任作品在內的41件中國藝術精品，其中大部分源自林語堂後代。
美國這兩項國家層面的政策，調動了政府和公眾的雙重力量，促成了當今美國博物館和美術館的龐大規模。除美國外，英國、歐盟、日本、新加坡等地也對藝術品進口實行零關稅。
相比而言，我國的藝術品關稅曾高達12%，在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下發的《關於關稅實施方案的通知》中，2012年，藝術品關稅下調至6%(暫行一年)，但國內增值稅為17%，一件藝術品綜合稅率高達24.04%，這使中國的藝術品海外回流成本過大，中國收藏家參與全球藝術市場交易成本過高。在沒有收藏家的支援及相應的政策鼓勵，且政府財政支援有限的情況下，中國的博物館只能以借展的方式舉辦海外展覽，這也使國內的博物館距離成為世界性博物館的目標尚且遙遠。
當然，我國也有相似的促進藝術品回流的措施。國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海關總署聯合發佈《國有文物收藏單位接受境外捐贈、歸還和從境外追索的中國文物進口免稅暫行辦法》，規定“凡是文物收藏單位，以接受境外機構、個人捐贈歸還和從境外追索等方式獲得的中國文物進口，免征關稅、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這對海外文物回流大有幫助，但只限于中國文物的海外回流，前提是非商業性質。
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今天，美國在制度層面促進藏品流入博物館的相關經驗，或可成為推動我國的博物館藏品走向國際化的有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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