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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已過而立之年的朋友總結自己當下的人生狀態時説：理想已經沒了，但理想還在發光。其語氣雖然悲愴，卻如同被理想之火的余燼溫暖著一樣，透著異樣的深情與眷戀。當時時值隆冬，聞言，一種感動串列血脈，讓身心潮潤溫軟起來。寒夜，竟有了暖意。
朋友的話讓我想到了兩個人，一位是德國的觀念藝術大師約瑟夫 博依斯（Joseph Beuys 1921~1986），一位是美國加州大學的教授羅伯特 薩默（Robert Sommer）。前者通過藝術形式提出了“社會雕塑”的觀念，後者在建築學範圍內提出了“社會化設計”的概念。無論雕塑還是建築都是屬“設計”範疇，都是想改造環境，不同的是前者要改造的是人文環境，後者要改造的是客觀環境，但二者的思想淵源卻都承自謀求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烏托邦思想者。這種類似“無極”的理想在現代人看來，皆是笑談，更不要説為之呼籲、為之奮鬥、為之實踐了。至於那些還抱著這些理想不放的人，不是頭腦發熱、患了妄想症，便是心智不全、不知自己吃幾碗幹飯之流。偏偏就有這樣不自量力的“狂熱之徒”在為這種理想而行動！而且，他們，離我們並不遙遠。
對於約瑟夫博依斯，人們即使不熟悉，也聽説過他的大名；即使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應該知道他的那句名言：人人都是藝術家——可惜，後來很多號稱繼承了他的藝術觀念衣缽的、極力想擠進藝術圈的後生們根本不明白鼻祖的原意，就生吞活剝地享用起來，並給自己貼上了一個觀念藝術家、行為藝術家的標簽。
作為經歷過二次大戰的一名空軍部隊的“德國鬼子”，博依斯曾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轟炸和攻殺，他目睹了戰友的死亡，自己也是五次重傷，同死神常常擦肩而過。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943年，波伊斯駕駛的飛機在轟炸蘇聯克裏米亞地區的基姆防空基地時被敵方擊落，艙內的戰友當場喪命，而波伊斯則幸運的在顱骨、肋骨和四肢全部折斷的情況下被當地的韃靼人用動物油脂、奶製品和毛毯，利用了七天七夜的時間，向死神贖回了他的生命。德國投降後，博依斯同祖國一道開始了反省。不過這種反省是博依斯方式的反省，是一種集中了對歷史的反思、對當下的認知、對未來展望的責任意義上的反省。“反省”的手段既不是通過文字，也不是通過演講，而是藝術。
身為戰士的博伊斯雖然在戰場上顯示的他的英勇，但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博伊斯心目中的理想環境是，世界一體，人人自由平等，沒有任何形式的專制（包括在民主制度中的被人為理念操縱的制度）。參與過戰爭的博伊斯，近距離地接觸和體驗到了殺戮、流血、饑餓、傷殘、廢墟……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他的自責與愧疚感可想而知。對於二戰的反省，當時的社會主流反思大都是圍繞戰爭帶來的災難和損失進行的，而忽略了精神，或者是有意回避了精神，博依斯卻意識到了。所以他的反思中沒有對災難的展示與聲討，而是探究了引發戰爭的真正原因和世界應該朝著什麼目標重建的問題。
戰後，博依斯決定專攻藝術。在“雕塑”課程中，他意識到社會中的“物”是可以雕塑的，雕塑背後的作者（即人）的心靈也是可以雕塑的，世界的重建關鍵不在於客觀世界的重建，而是主觀世界的重建，即人心靈的重建。於是，他提出了“社會雕塑”的觀念，“雕塑”的概念擴大了，藝術的責任也擴大了，已不單單是為人類提供美，提供原始的感官享受，而且要承擔宗教的任務，成為一種具有教育、交流和傳播功能的工具，藝術應該具有社會性或公共性，藝術面前人人平等，不應該被所謂的“藝術家”和“博物館”控制起來，為此，他發表了那句讓他登上觀念藝術至尊寶座的言論——“當下不僅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而且人人當下就是藝術家”！但這句名的核心不是藝術家，而是責任。他的真正的目的是想號召每個人都行動起來，成為自己心靈的雕塑者、藝術家，從精神上和行為上進行自我完善，最終才能真正完成他的提出的“社會雕塑”這一觀念藝術。但這句驚世駭俗的口號散播到人群中卻走了樣，斷章取義的理解讓許多人欣喜若狂，似乎得到了可以“胡作非為”的許可證，這是後話。
博依斯究竟要把社會雕塑成什麼樣子呢？——“國家是猛獸，必須抵抗它。我賦予自我的責任是摧毀國家這只猛獸。”博伊斯被所執教的學校解聘時，這樣對校方慷慨陳詞。他反思歷史的認知就是：國家機器的存在是戰爭的根源，必須打破國家利益，進行社會改良，絕對地解除武裝，依靠完善後的精神自律，才能讓世界一體，走向大同。
這就是博依斯的理想，也是這位藝術大師一生要致力完成的“雕塑”作品，實質上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實驗。他是要利用雕塑——這一藝術形式的公共功能向每個人傳遞這樣一種信念，要“改造我們生活的世界”必須人人動手參與，因為這是“我們的”世界，你，不能袖手旁觀。
1982年6月19日，博伊斯在佛裏德里希廣場種下第一棵橡樹，他計劃利用5年時間親手種下7000棵橡樹，然而他沒能完成自己最後的這次行為藝術，1986年他結束了自己人間之旅。他的妻兒繼承遺志，終於在1987年，博伊斯規定的時間內栽種下了第7000棵橡樹。
樹是種完了，時值今日，它們早已枝繁葉茂。但博依斯的藝術觀念卻以未完成的姿態永遠定格在1986年了。
落到文字中的故事往往是被裝裱起來的畫卷，平添了一些美麗。試想一下，如果我們能夠現場聆聽博依斯面對解聘書的激揚陳詞，是否也會像現在這樣對他充滿理解與敬仰？還是會像校方那樣認為他的精神出了問題？大概後者居多吧。值得慶倖的是，博伊斯一生都不沒有讓理想消亡，一生都行色匆匆，走在通往“理想”的路上。
就在這位觀念藝術大師辭世不久，一位美國人繼續走在了這條理想之路上。羅伯特薩默于1983年出版了《社會化設計——不忘與人們共創建築》，其“社會化設計”的理念是，設計要與行為科學，諸如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病學、地理學、人文學等等相結合，要考慮每個人基本生存權力，所有人（而不是一部分人）都有享有良好生活環境的理想，設計過程中要充分考慮使用者的價值觀，重視建築物所在地域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不僅要體現投資者，而且要體現消費者的意志。
對於這位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教授，我知之不多，只是知道他不是一位建築學家，而是一位心理學教授。同樣，我們也可以用現實的情況可以對他的“社會化設計”理念進行有力的諷刺，把他的理想設計打入“烏托邦”之國，把他所號召的這種環境上的“人文關懷”看作一個心理醫生對社會的一次出診，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他的“理想”依然讓我們慚愧，誰能夠會因為社區裏僅有一位盲人而在道路中間修築一條盲道呢？誰又會考慮到樓中有使用輪椅者而在樓梯兩側加出兩道坡面呢？但這位教授卻出書立説，在物欲橫流、利欲熏心的世界裏，唐詰珂德般傳播著自己的理念。
是的，理想不在了，我們什麼時候丟了它？或者根本就不曾存在過？但人生的目標卻日漸明確了：“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莊子的哲學如同挂在時間脖子上的指明燈。
似乎也常常在飯桌茶樓裏與三五知己因不公而不平、為民生而激憤、為道德底線而擔憂、為信仰缺失而困惑、為缺少敬畏而恐懼……那一刻，似乎有理想之光在閃爍，但最終都隨一聲嘆聲而灰飛煙滅了——既然改變不了世界，就適應了它罷。種下一棵橡樹可以，但一個人的力量又有多大呢？於是，“心有慼慼焉”者越來越多，於是，開始懷疑——7000棵橡樹存在過嗎？於是，7000棵橡樹真的成了一個觀念。
僅為此，我便有理由向那些為了理想而四處奔波的人們，向那些內心還閃爍著理想之光的人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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