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屆柏林雙年展呼籲藝術界在政治上變得更負責任、在社會上變得更進步。它同時還嘗試讓人們變得憤怒。但藝術是否還能夠激怒人們?
藝術在政治的競技場上能夠做些什麼?它是否能在其中真正地發揮作用?藝術能夠改變現實嗎?它能同時成為富有判斷力、有用而且政治的嗎?這類似的問題鼓動著本屆雙年展的策展人亞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為了獲得這些問題的答案，亞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邀請了3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帶著他們的政治傾向參加本屆柏林雙年展。
例如26歲的波蘭藝術家盧卡斯(Lukasz Surowiec)早在去年秋天就走訪了柏林的各個地點，並種下了來自前奧斯威茲-比克瑙納粹集中營附近的小樺樹。這些樺樹會讓人們牢記納粹黨曾犯下的窮兇極惡的罪行;它們同時還讓人聯想到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的景觀藝術作品“7000 Oaks”，它是在1982年第七屆卡塞爾文獻展(Documenta)時被引入的。由許多助手協助，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數年間在文獻展的主辦城市卡塞爾周邊種下了大量的橡樹，這是一種對城市空間的藝術與環境的介入，它與對都市化的反對結合到了一起。
喬阿斯·斯塔爾(Joas Staal)的作品“New World Summit”呈現了一種非傳統的恐怖組織議會論壇。
改變藝術的面貌
在過去的數個世紀中，藝術在許多方面都有所改變，但直到法國大革命後它才獲得了一種清晰的批判立場。直到那時候起，藝術品才開始傾向於以理想化以及從《聖經》、優雅的生活與富有階級中借鑒而來的一系列動機為基礎。在大革命之後，社會中被隱藏起來的部分進入了藝術家們的焦點中，然後他們開始呈現一些前所未有的畫面。
西班牙畫家弗朗西斯科·戈雅憑藉他記錄了貧窮、悲慘與戰爭的畫作引起了轟動;法國畫家居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那些描繪了普通人物工作場景的畫作震驚了高雅的巴黎社會;同樣是法國畫家的奧諾雷·杜米埃(Honore Daumier)甚至由於其諷刺資産階級的生活與他那個時代的司法制度而惹來了法律上的麻煩。阿道夫·門澤爾(Adolf Menzel)屬於第一批形象化了對權力關係的批判的德國人，他的畫作“Victims of the March Revolution Lying in State”呈現了在路障處被軍隊射殺的德國革命者的棺材。
20世紀的失誤和暴行不斷刺激著全新的藝術反對立場的出現。藝術變成了反軍國主義與反資産主義的。它嘲弄了資本家及其的墮落，並且推動了反法西斯暴行的行動的出現。
佔領運動是本屆柏林雙年展的“特邀嘉賓”。
新的干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20年之後，藝術進入到了新的領域中。它不再只通過畫作、雕塑與攝影來表現自己，同時還涉及到了一些臨時的形式與在公共空間中發生的行為。這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社會干預和一個反對重整軍備、反對違反人權、反對戰爭與反對環境破壞的平臺。在21世紀的初始，這類型的藝術伴隨著2007年在德國舉行的第33屆八國集團首腦會議同時發生。
據策展人亞特·祖米卓斯基(Artur Zmijewski)介紹，現在的柏林雙年展試圖去證明藝術能夠具備“真正的實效性去影響現實狀況，創造出一個政治可以在其中發生的空間。”這就是為什麼他會使展廳入口處的墻面全部覆蓋上血紅色的、來自Stephane Hessel的《Time for Outrage》中的選段的原因，也是為什麼他會允許佔領運動用睡袋、沙發以及反納粹與資本家的海報去“佔領”主展廳的原因。
《Time for Outrage》的選段
本屆柏林雙年展關注了那些會再次向傷口上撒鹽的藝術品，它們與死亡、商業、激進化以及大屠殺有關。具有煽動性的政治藝術同樣還將觀眾置於了做試驗的境地中：他們來來往往地穿梭于各種作品和評論之間，然後朝著拿鐵瑪奇朵咖啡和笑聲前進。看來藝術能否輕易地改變現實狀況這個問題可能還要繼續保持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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