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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亨利•馬多夫（Steven Henry Madoff）評瑪麗•裏德•凱利（Mary Reid Kelley）最近在Fredericks & Freiser展出的兩件錄影作品《薩迪，最悲哀的虐待狂》（Sadie, the Saddest Sadist, 2009）和《女王的英語》（The Queen’s English, 2008）。關鍵詞：飽和，自我封閉，雙重性，雙關語，語言的不穩定
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泥足深陷，伊朗又岌岌可危，如今，戰爭似乎與我們如影隨形。越來越多的藝術作品和電影開始關注目前的危機，但瑪麗•裏德•凱利（Mary Reid Kelley）的錄影卻很特別，它把我們帶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嚴酷而又富有啟示性的環境。所有關於武裝衝突的現代記憶都難以擺脫世界大戰的陰影，驚人的破壞速度，同時開火的多線戰場，隨之崩塌的國際秩序。破碎的統一讓位於新文化的失范與社會動蕩對舊有秩序的毀壞。這就是凱利兩件近作《薩迪，最悲哀的虐待狂》（Sadie, the Saddest Sadist, 2009）和《女王的英語》（The Queen’s English, 2008）故事展開的背景。這兩件集表演、詩歌、繪畫于一體的作品主要講述了大戰期間在工業勞動、死亡和性中被推向附庸地位的兩名女性的經歷。
今年九月，凱利在Fredericks & Freiser舉辦了紐約的第一場個展，這也是兩件錄影作品的首度亮相，但她對戰爭的興趣卻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2004年，從明尼蘇達州北地市（Northfield）聖歐勒夫學院（St. Olaf College）畢業三年後，她受到邀請參加學校舉辦的一個群展。她的參展作品是兩個剪紙布景的照片，其中一個是著名的硫磺島升旗儀式，另一個是一名婦女哀悼她在二戰中喪生的兒子。第二個場景對凱利的藝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失去親人的消息以一封信的形式送達，這種傳統的敘述形式直接關係到凱利對“文化各個節點上歷史戰爭敘事的不斷重塑”（藝術家本人語）與日俱增的興趣。喪失的語言和意義在語言中的喪失——既幽默又哀婉，既用於公眾也適於個人——變成她創作的主題。2007年，凱利重返校園，在耶魯攻讀繪畫專業的碩士學位，這期間她開始關注學校為大戰中陣亡校友建造的紀念碑，銘文和戰鬥名都被刻在柯林斯圓柱柱廊的柱頂盤上。她不僅研究刻在衣冠冢上的人名，還在第一年學習之後去歐洲拜訪他們的墳墓，埋首于當時流行的歌曲和詩歌。
瑪麗•裏德•凱利，《女王的英語》（2008）劇照，黑白錄影，時長4分20秒
她從這些詩歌裏——如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的著名詩句“紅唇再紅也紅不過/被陣亡英軍親吻過的帶血之石”——發現了一種敘事結構，其押韻和重復的規則創造出一種自我封閉的邏輯，強化了表達，就像凱利本人所言，實現了一種她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達到的“飽和”。凱利也很欣賞那些從政治角度支配語言的當代女性藝術家，比如阿德里安•派珀（Adrian Piper）和珍妮•霍澤爾（Jenny Holzer）。在耶魯求學第一年，她看到張英海“重工業”裏的文本動畫後深受啟發，她説：“我開始意識到，把文本變成時基性質的東西（time-based）是從結構上提高飽和度的好辦法。”她把這些興趣都用到了《女王的英語》中。故事主角——一名女護士在看護垂死的戰士時無力面對眼前的一切，於是躲進委婉語。意義直接性的喪失反映了在死亡面前失去生命力的身體。國王的英語和國王的僕人把語言和生活無情地交織在一起。
在凱利眼裏，這名護士承載著一種比喻上的破裂，她隱晦的婉言代表語言內部的一種傳染病。當凱利著手第二個項目《薩迪》時，她想到使用真正的傳染病和另一類轉移意義的語言工具——雙關。受安吉拉•伍拉科特（Angela Woollacott）關於大戰期間英國軍工廠女工的書《他們的死活全靠她》（On Her Their Lives Depend , 1994）啟發，凱利創造了薩迪和她的情郎傑克。薩迪是一個軍工廠的女工，傑克是一名即將啟程的海員，兩人用一齣迷戀和傳染的戲講了一個戰爭和社會秩序斷裂的故事。一次短暫的交歡以薩迪感染淋病（clap）告終[譯注1]。整個錄影只有短短的七分鐘，但密度極高，充滿了各種視覺及文字上好玩兒的雙關語和韻律。凱利在劇中一人分飾兩角——女工和海員，兩人都是卡通世界裏的卡通人物。為了向《瘋貓》（Krazy Kat）的創作者——二十世紀早期偉大的漫畫家喬治•赫利曼（George Herriman）致敬，片中所有事物都被涂得跟黑白簡筆畫一樣：一間房；一杯茶，一個湯勺，若干方糖；就連薩迪和傑克也都是慘白的臉，黑洞一樣豎直橢圓形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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