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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沃霍爾和他的布裏洛盒子、Stable畫廊、紐約、1964年4月21日。
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比他的同名者更為幸運，他不僅找尋聖杯而且找到了它，而那位傳奇國王急切地找尋著聖杯但卻並未找到它。當丹托的仰慕者們在這本薄而雅致的小冊子裏的前部分看到了很多種爭論時，我還是不得不説，在最後一章，當看到他將沃霍爾的布裏洛盒子比做聖杯時，是有點驚訝的。 就如聖器Santo Cáliz 一樣，在西班牙瓦倫西亞看起來很普通的一隻碗，很多人認為耶穌的嘴唇碰過它，而布裏洛盒子（Brillo Boxes）的普通，則恰好成為了它的掩飾。丹托認為，其實耶穌本人也是這樣，在大多數時候，他將自己的神聖隱藏起來，像普通人一樣在人群中穿行。他寫道：“想像一下，在耶魯撒冷，有一個和他同齡的人，看起來很像耶穌，人們常常將他們弄混。”對於丹托而言，無法注意到一個人和偽裝的神之間的最基本的不同，就好像無法將超市一個批量生産出的盒子與一件優秀的藝術品區分開來一樣。
沃霍爾的布裏洛盒子，于1964年首次展出，詮釋了兩種看起來一樣卻實際上非常不同的事物。很多藝術史學家將這一發現歸功於馬塞爾•杜尚—現成品的發明者，但是丹托一直喋喋不休地認為沃霍爾才是藝術真正的轉型者，他的作品令我們發現藝術的精確定義通過一種方式被徹底改寫，這種方式使得我們超越了將可視性擺在首位的局限性。當然，杜尚最有名的舉措是挑戰了“視網膜”的霸權性。但是對於丹托而言，他是在文化的邊緣進行顛覆，通過達達主義的姿態對傳統價值戲謔，雖然沃霍爾必然被看做是二十世紀第二部分的重要藝術家，比任何人都熱愛被大眾和社會大多數所認可的價值。沃霍爾從一名為上流女士創作色情廣告的商業藝術家變成一名在他的時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視覺藝術家，這一轉變的時刻則標誌著藝術世界和社會本身的一個巨大轉變。
丹托拿出了沃霍爾的《之前和之後》（1960）為例，作為一件壓縮了“視覺與文化的革命”的重要作品，如果沒有它，藝術家的波普意象將不會被認為是嚴肅藝術。在美國語境裏，波普藝術對抽象表現主義的挑戰全面地詮釋了這一更大的轉變：創作的衝動並不是源於藝術家內心深處的無意識，實際上，每件事都公開地擺在那兒呢，在組成我們週遭世界的人事的表面上，一切都是可見的。而在歐洲的語境裏，對藝術家創作能力誇張的相信的類似批評也産生了，在羅蘭巴特和其他人的寫作文本裏都有出現。沃霍爾並不是法國理論的閱讀者，但是在丹托的觀點裏，他在本質上具有“哲學的頭腦”，以“哲學的方式”創作藝術。丹托提到了重量級思想家如海格爾, 維特根斯坦，這並不令人驚訝，有些奇怪的是，他期望沃霍爾能比這些人自己更能詮釋他們的想法。例如，丹托認為，Factory重復的製作模式也許是重新思考維特根斯坦對於簡化的語言環境的描述的一種有趣的方法。他更進一步強調—-這點對我來説接受起來很難—-沃霍爾的藝術不僅具有哲學意味，更具有宗教性。
丹托從年齡上講，並不接受波普是藝術這種看法，這沒什麼，如今，在自己的住所內，與美麗的布裏洛盒子共居住一室這麼久，他發覺自己的知識分子生活已經被吸引進入了他所説的“藝術創作歷史最神秘的變形中”：沃霍爾自己的從前與現在，通過藝術家對重復的應用而産生。這本薄書，被美國學院出版的平淡性所掩飾，通過重復，許我們以救贖。重復被認為是質疑原創與獨特思想的行為，而對丹托而言，重復是“重要性的標誌”。 Santo Cáliz之所以獨特，因為聖杯只有一個；而布裏洛盒子，則有很多，即使在沃霍爾去世多年後一百多個假冒的盒子被生産的醜聞之後，大多數人還是會説：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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