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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的十年:要和一切保持距離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1-26 11:27:29 | 文章來源: 南方都市報

陳丹青 本報記者鐘剛攝

《國學研究院》,2001年。這是陳丹青在清華大學任教5年裏唯一的大幅作品,畫中5人分別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五位學術大師,

“10年過去了,我看見了我所看見的。”陳丹青用一句有些虛無卻也不無深意的話,總結了他回國的十年。

2000年後,從紐約回到北京的陳丹青,先是進入清華大學,後因不滿招生制度而離開;之後連續出版多本隨筆集,成為有影響力的暢銷書作家。而他在公共場合的言論,也屢屢成為媒體的焦點,並引發藝術界的爭議。這個月,他的新作《外國音樂在外國》就要出版了,這本書和他的“本業”一點關係都沒有。

“談論藝術的氛圍,早就喪失了”,陳丹青對南方都市報記者説“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沒有魯迅時期的語境”。

從畫畫到寫作,從藝術家到“公共知識分子”

為什麼你在倫勃朗的畫面前哭?

十年前,在2000年1月《藝術世界》“與陳丹青交談”專欄上,一位讀者問陳丹青,“為什麼你在倫勃朗的畫面前哭?”

在同一篇專欄文章裏,還有一些怪異而有趣的問題,比如“為什麼剃光頭?為什麼穿中式服裝?是否信佛?”“你認為你是一個平凡人麼?”“藝術家需要教父嗎?”陳丹青均耐心地一一作答,以致他的朋友生氣地質問他:“這樣淺薄無知的問題,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

這是陳丹青回國後在刊物上的第一次亮相。專欄開始沒多久,陳丹青就接受了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邀請,作為“百名人才引進計劃”中的一員,成為該校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是“當代架上繪畫與圖像文化比較研究”,並兼任本科生教學以及每年給各係學生的公共選修課。

接受這一教職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在公眾視野中的畫家形象。

2001年的11月11日,陳丹青在專欄文章中,激烈地對人文藝術學科的英語招生制度進行了批評:“中國自‘五四’前後創辦藝術學院迄今,八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藝術學院從未像今天這樣臃腫龐大,像今天這樣充斥辦學的教條”,“藝術學院外語考試的苛政實施有年,貽害眾生,實已積重難返”。

在《與陳丹青聊天》一書的序言中,陳丹青解釋説,“忽然對準外語考試破口大罵,實在是從氣悶的學院伸出腦袋,做做深呼吸。”

在政治與外語分數絕對優先專業成績的制度下,長達4年陳丹青都無法招到一名碩士生。2004年10月,陳丹青提出辭職。在辭職信中,他寫道:“我深知,這一決定出於我對體制的不適應,及不願適應。當我對體制背後的國情有更深的認知後,最妥善的辦法,乃以主動退出為宜。”

隨後,陳丹青接受大量媒體採訪,在後來出版的《退步集》一書中,他將辭職信“高調”收進該書中。此後,陳丹青在上海的某個講壇上也坦陳:“其實在批評教育時,我也有虛偽的一面,我只對政治英語開炮,如果在其他方面再作批評的話,就要得罪我的很多朋友和老師。”

陳丹青的批評和出走,贏得了不少喝彩,但他所批評的制度,並沒有發生任何實質的變化,英語和政治成績依然是入學的重要考核標準。“這個問題之所以是問題,主要在於領導水準,很多大學的領導不懂美術教學的規律”。2009年12月,談及陳丹青的出走,曾任職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的楊之光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採訪時説。

從畫畫到寫作的轉變

離開學院後的陳丹青,2004年在上海藝博畫廊舉辦了近年來的最後一個展覽:“感覺記憶”藝術展。陳丹青的展覽記錄到此戛然而止。畫家陳丹青成為談論魯迅的“專家”和暢銷書作家,繼《退步集》出版後,《退步集續編》、《荒廢集》等書也相繼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寫作使我從只顧畫畫的癡態中睡醒來,醒在自己不同的書中,暗暗驚訝域外和家國怎樣深刻地改變並重塑一個人。”在2007年《紐約瑣記》的修訂序言中,陳丹青解釋自己由“畫”到“寫”的轉變時説,“二十多年前,我蓬頭垢面去紐約,自信為了藝術;是《紐約瑣記》通知我,假如內心的經驗欲以言説,可以試著寫寫”。

“在繪畫裏,我只做到了結束‘文革’,但用寫實的筆觸去描述當下,我做不到,因為我意識到自我的斷層。”在一次對談中,陳丹青坦承。

從陳丹青2000年回國到今天,這十年間,藝術創作的環境也已發生變化,在國際拍賣市場上屢屢創下天價拍賣紀錄的當代藝術家張曉剛、王廣義、岳敏君、方力均被稱為“F4”,他們已成為有市場標桿作用的藝術明星。“我為什麼要辦個展?畫畫是為了辦展覽嗎?我確實無意談論藝術。我在這裡看見的藝術,背後都是別的事情,出於別的原因。誠實的,有興味地談論藝術的氛圍,早就喪失了。”陳丹青對記者説。

要藝術家拯救社會,是大不幸

2009年年底,中國當代藝術院舉行掛牌儀式時,受邀發言的陳丹青稱當代藝術院的成立是當代藝術的“被招安”。這一“直言”在藝術界立刻引發了爭議。陳丹青表示,“平心而論,過去二十年,中國式的當代藝術有效拓展了表達的方式與空間。中國當代藝術與體制的關係,只能是目前我們看見的那樣,混在一起玩玩,彼此利用,彼此塗抹,分享一些好處。我們需要時間,別指望它會像歐美國家那般自由而獨立。”

在“招安”一説出來後,陳丹青也遭到中國美術學院教師邱志傑的質問:你這幾年為藝術做什麼了嗎?

藝術家劉小東是陳丹青多年的朋友,他認為:“丹青是一個敢作敢當的人,不僅説到,而且也是那樣做的,他對自己的言論、行為負責人,誠實而有才華,他的文字如同他的繪畫一樣充滿了魅力。複雜的社會給丹青的衝擊大於藝術,他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是一種不同於繪畫的表達方式。”

陳丹青在《紐約瑣記》中解釋了自己對藝術的理解:“我現在不願僅談藝術,因這話題似乎愈加狹窄貧薄了———在所謂風格、手法、主義、觀念的背後,我認為還有別的話題在。我們為什麼要來畫畫?所謂‘藝術家’是怎樣的‘人’?這種‘人’在今天的文化環境中究竟是哪種角色?”

不過,陳丹青並不認為自己就從此成為了“公共知識分子”,可以擁有拯救社會的能力。“如果公眾居然期待藝術家來改變現狀,那是社會的大不幸”,陳丹青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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