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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冠中百日談回憶“啼笑因緣”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1-22 18:13:01 | 文章來源: 文匯讀書週報

吳冠中百日談

中國當代著名畫家吳冠中,早年留學法國,浸潤西洋藝術,學成回國,立志發揚民族畫業,在中國畫的現代化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吳冠中百日談》(東方出版社出版)是他的九十口述,“倣卜伽丘《十日談》談民間事,真情實事”而談他自己的身世,回憶藝術生涯中的“啼笑因緣”,目光真切、睿智,發人深思。

吳冠中:"我用相機拍下霍去病墓前巨型雕刻,後將照片寄給熊秉明,他回信時激動地説:這是最雄強的藝術。之前,我曾寄給他收租院泥塑照片,他沒有回音,不可能欣賞。"

抉擇

1946年,我和熊秉明、吳文俊、顧壽觀、端木正、王道乾、何廣乾、朱榮昭等40人考取了留法公費,到巴黎學習。留法公費是中法交換生項目,規定學費和生活費都由法國外交部負責,學費是一次性交給學校,生活費一月付一次,由留學生自己到法國政府領取,生活費每月給八千法郎,當時約合六七十美元,赴英美的留學生每月能領取百十美元,我們留法的學生是最少的,戰後法國很窮,黃油都是用的代替品,代黃油,肉也很少吃,食品都要憑票供應。法國政府給留學生提供了很多優惠,吃住都在大學城,很便宜,要是住在旅館裏我們的生活費就不夠用了。因為是交換項目,法國也有留學生到中國,這個項目是戴高樂政府主辦的,還有一條規定就是旅費由本國政府給付。

留學兩年,到了1948年,至全中國解放以後,我們這些不過問政治、只埋頭鑽研專業的留學生,看到國內政局的巨大變化,國民黨被中國共産黨趕出大陸,宋美齡頻頻飛美國求救,秦庭之哭已徒然,我們持的是國民黨中華民國的護照,但是對國民黨的腐敗我們旱已痛恨,改朝換代的大事豈能不波及每一個中國人。留學生中的大多數和共産黨無接觸,不了解,但共産黨在長江中炮打英國軍艦的消息真令我們興奮,受盡歧視的中國留學生渴望祖國的富強。我們40人中也有表現得非常積極進步的學生,雖然還不是黨員,已屬黨的週邊組織,他們積極宣傳共産黨對留學生熱情歡迎的方針政策,響應號召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國民黨駐法大使館想鎮壓和打擊留學生的“親共”傾向,威脅將“親共”留學生遣返到台灣,扣發路費。巴黎中國留學生學生會挂出了五星紅旗,組織我們40名留學生到大使館請願,要求發放路費。晚上就睡在大使館,大廳和辦公室的地上、桌子上到處都睡著留學生,法國的天氣不是很冷,大使館提供給我們一人一條毛毯,還管飯,學校有重要的課還去上,大使館被學生佔領了一個多禮拜,使館裏亂成一團,請正在出訪的陳源教授來勸説,而我們根本瞧不起這位被魯迅諷為“寫閒話的西瀅”的陳西瀅。使館裏的參贊及工作人員,識政治大局,知道國民黨維持不了多久,暗暗支援我們,給我們送冰淇淋送水和食物。最後,學生勝利了,路費爭取到了,那時,三年公費未滿,一些進步學生拿到路費便提前回國了。學生會召集巴黎的華僑開慶祝大會,五星紅旗下,使館的官員們起義後與會,當時的駐法大使錢泰,成了光桿的國民黨末代大使。

從講政治角度看,越早回去,越有優勢,而我並非最勇敢的先行者。我第一次接觸共産黨是在巴黎世界和平大會上,共産黨委派陸璀(饒漱石夫人)和區棠亮(蔣南翔夫人)二位女同志參加,我也去旁聽了,會後,陸、區二位在一家咖啡店裏邀請部分留學生敘談,介紹解放戰爭的形勢和解放區對留學生的政策,希望大家學成歸國建設新中國。每個人面臨著去、留的選擇,其間關鍵是各人的專業與回國後如何發揮的問題,對生活待遇等等很少人考慮。

其實,當我未回國前,我們,包括所有的同學,在巴黎已多次通宵相互傾吐、分析、討論回國與否的大問題。我們都熱愛自己的專業,不怕為專業而捨身,但對政治,多半不關心,顯得幼稚,無知。正當我們生活在被歧視的西方,分外熱愛祖國。我們推崇西方先進的文化,奮力學習,但卻鄙視媚外心態,自己甚至是帶著敵情觀念學習的。

回國與否的問題,是人生的重大抉擇,將決定事業的前途和人生的命運。對此,我和熊秉明在大學城有過徹夜的激烈爭辯,爭論的焦點在兩個方面,一是不回國的理由:在國外學藝,技術還未學透,還沒有熟練地掌握和應用,再者,技術學到手了,回國卻沒有用武之地。另外,法國畫廊興旺、藝術資訊資源豐富,利於畫家生存,建功立業。二是回國的理由:藝術誕生在親切的感情裏,祖國的父老鄉親們是親人,是藝術的土壤和源泉。更要結合實踐,探索和創造表現藝術新境的技法。只恐怕,國內思想封閉保守,藝術前途未卜。而學科技的同學,比較容易抉擇,國內進行建設急需先進的科學技術,科技人才回國將大有作為。

矛盾不易解決,或去或留的決定經過多次反覆,與熊秉明等人研討無數回,最後我于1950年暑假離開了巴黎,投向新中國,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國,自己也踏入了先行者的行列,做了探險者。這之前一年,我曾給吳大羽老師一封信,傾訴我的心情:“踏破鐵鞋無覓處,藝術的學習不在歐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師們的畫室;在祖國,在故鄉,在家園,在自己的心底。趕快回去,從頭做起。我的心非常波動,似乎有什麼東西將生下來。苦日子已過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會在乎了。總得要以我們的生命來鑄造出一些什麼!無論被驅在祖國的哪一角落,我將愛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誠地做,不會再憧憬于巴黎的畫壇了。暑假後即使國內情況更糟,我仍願回來。火坑大家一齊跳。我似乎嘗到了當年魯迅先生拋棄醫學的學習,決心回國從事文藝工作的勇氣。”

可能是懷鄉情結,故而特別重視梵谷的書信中語:你是麥子,你的位置在麥田裏,種到故鄉的土裏去,將於此生根發芽,別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似乎感到我將在故土長成大樹。

1957年反右,一直在回國與否間徬徨的熊秉明,下決心將其居室改名“斷念樓”。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仍留在海外的熊秉明在注視著我們先行者的命運:吳文俊在數學上做出了傑出成就固然可喜,而在其他專業裏也該是精英的,卻遭到各式各樣的不幸:學哲學的顧壽觀,學法律的端木正,學外國文學的王道乾等人……遺憾的是並未能賦予他們充分發揮才華的機緣,嘗盡難言之苦。1980年,熊秉明為我的畫集作序言:淹留在藝術之都的巴黎做純粹的畫家呢?回到故土去做拓荒者呢?冠中也曾猶豫過,苦惱過。1950年他懷著描繪故國新貌的決心回去了,懷著唐僧取經的心情回去了,懷著奉獻生命給那一片天地的虔誠回去了。但是不久,文藝的教條主義的緊箍咒便勒到他那樣的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的頭上,一節緊似一節,直到“文化大革命”,藝術生命完全被窒息。我們的通訊中斷了。他最後的信説:“今生不能相見了,連紙上的細説也不可能。人生短,藝術長,但願我們的作品終得見面,由她們去相對傾訴吧!”

吳冠中百日談  中國當代著名畫家吳冠中,早年留學法國,浸潤西洋藝術,學成回國,立志發揚民族畫業,在中國畫的現代化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吳冠中百日談》(東方出版社出版)是他的九十口述,“倣卜伽丘《十日談》談民間事,真情實事”而談他自己的身世,

在回國與否的天平上,一個小砝碼,在關鍵時刻,左右了大局,就是我的妻子朱碧琴,沒有她,我可能不會選擇回來。她善良美麗,我們感情很好,不是説她不愛我,是我更愛她,我到巴黎留學前,她已懷身孕,我到了巴黎,心沒有離開過她,在她臨近分娩期間,我很久沒有接到她的來信,擔心害怕她出了意外,實在是著急了,我不顧一切地想趕回去,連留學都可以不要了,我要人了,即使她死了,我也得回去抱著她的屍首。我幾乎無法控制這樣的感情,同學勸我別把感情看得太重,藝術生命大於一切。幸而她未因難産而喪生!我接到了她劫後余生的來信,無數次親吻她的信。我在信中和她商量回國與否這個最緊要的問題時,她回信説拿不定主意,大主意只能由我自己拿,她自己並不想一輩子住到外國去。她為了我,放棄了工作,住到我的老家撫育孩子,忍受著離別,卻無怨無悔,在關乎我的前途命運的抉擇時,只一心為我著想,希望我的事業能夠如願,並不考慮她自己的需要,她真摯純潔的愛深深地感動了我。我最後選擇回國,確實有愛情的力量。

幾十年來,漫長歲月中摸索著沒有同路人的藝術之路,寂寞之路,是獨木橋?是陽關道?當遇到政治打壓我的藝術時,我向她吐露過怨氣:我為你回來的,否則我不會受這樣的罪。她聽了,默默地,不否認。當我的藝術有了發展,成果顯露時,她欣慰地説:你的成功與我有關係、沒有我你不會回來。我聽了,默默地,內心對她充滿了感激。

熊秉明

在留法同學中,秉明和我的心路歷程最接近,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接觸最多,思想感情的交流也最多。他是從哲學轉向雕塑,我是站在繪畫的山頭上遙望文學的巔峰,也臨近哲學了。我畫的畫每次都讓他先看,願意聽取他的意見,他的眼光是中國品位和西方精神相結合的,對繪畫語言體會得比較深入。他外語修養很高,英語和法語比我學得好,讀的書也比我廣,他酷愛藝術的感情同樣虔誠,我分析他的性格既理性又富於感情,在理性思考與刨作熱情之間,有一定的矛盾,創作需要忘我,而理智要求反思。他後來研究書法,著有《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他將中國書法解剖得龍脈清晰,這得力於他哲理的思辨、造型的剖析、詩的品位,也由於他給西方人傳譯東方藝術精神的獨特體驗,我認為這部書應該得諾貝爾獎。他講授書法課,對漢字解析得非常科學,但是他創作的漢字書法作品我覺得不理想,不夠狂放,特點不夠,他本人的面貌未見鮮明。我們的努力是相似的,就是在兩種文化的比較中探索新路,他對民族傳統中的優秀文化很有研究,對西方文化藝術精神也了解得很透,因此在回國不回國的問題上,彼此都有深層的感觸。他很倣徨,我回國時他還是暫時留下了。後來,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尤其反右以後,他已不再考慮回國的問題,甚至將住所命名為斷念樓,其實他在忍受著無法斷念的痛苦。人在海外,數十年的耕耘,他取得的成果卻受到國內人民的理解和熱愛,他的文章也好,雕刻也好,是在為國內的同胞辛勤工作。晚年,他住在巴黎遠郊一個林區旁,他寫信希望我去,在他那裏住一個時期,他説“這裡有很多你喜歡的大樹”,他的孤獨、他的鄉愁,感同身受。他應更早些回國,也許更能施展他的才能,他同人民之間的距離能夠拉得更近。但是歷史不能倒流,秉明已回不到從前,我覺得是一個悲劇。北京大學100週年校慶時,秉明為母校用鐵焊制了魯迅浮雕像,表達他對母校對祖國深切的情懷,對魯迅精神的尊崇,無愧是魯迅精神的後裔。鐵是魯迅偏愛的金屬,秉明也愛鐵,打鐵鑄造藝魂,他將鐵的魯迅像手稿送給了我,鐵的紀念,我曾以此為題悼念秉明。

我返國後,不能通信和秉明細談,曾寄希望於將來我們的作品能夠會面,讓作品相互傾吐,彼此人生際遇不同,深摯的感情不變。幸而願望得以實現,我們的文集在同一齣版社同一書系裏相遇了,他的雕塑、我的繪畫在新加坡舉行了聯展。

顧壽觀是秉明最推崇的西南聯大哲學系的同班同學,秉明一直認為自己在哲學領域趕不上顧壽觀的才華,顧壽觀在巴黎僅讀了兩年,就感到完全失望了,未滿三年即提前返國,回國以後在社會科學院做翻譯工作,政治運動中,被當作“白旗”遭批判,要拔掉他這面“白旗”,他于20年前就去世了,曾翻譯法國拉·梅特裏的《人是機器》,並根據希臘文譯注柏拉圖的《理想國》,他的才華隨生命而飄零。顧壽觀去世後,秉明在巴黎的寓所追悼亡友:一支蠟燭,一杯紅酒,一個蘋果。

學法國文學的王道乾,也是秉明十分喜歡交往的同學,極有個性和才華,思想受到時代洪流的洗禮,他1949年返國時對秉明説:生活根本不需要藝術。他成功地翻譯了法國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卻説:我希望我做一個查票員甚于希望做一個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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