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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鑒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1-02 17:15:24 | 文章來源: 美術報 韓健暢

耳鑒之風並不自今日始。不能説世多愚氓,但藝術的欣賞和鑒別的確不是所有人都與生俱來就悉備于己身的。這是一種修養,一種磨礪,一種須得懂得藝術門類和門類史的漸進的積累,還有天生的稟賦。當然,師友的傳授熏染,也加深著這種對藝術認知的修養。雖然如此,藝術鑒賞能力也非都能得到提高。除去藝術觀點的差異,高下雅俗之別到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存在的,天資在這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此,聽別人説好説歹説方説圓説朱紅説墨黑的耳鑒就不可避免了。如果僅僅如此則也罷了,為害甚巨的就是這種耳鑒總與藝術品的價格掛鉤,而與藝術的價值背離,捽紅滅黑,是真正高雅優秀的藝術品蒙塵受屈,從而也使耳鑒者及外行蒙受損失。其實這就是名氣和價錢的關係,非具眼者不可明察。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第二《論名價品第》道:

或曰:“昔張懷瓘作《書佑》,論其等級甚詳,君何不詮定自古名畫為《畫佑》焉?”張子曰:“書畫道殊,不可諢詰。書即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況漢魏三國名蹤,已絕於代,今人貴耳賤目,罕能詳鑒,若傳授不昧,其物猶存,則為有國有家之重寶。”

這種風氣雖然張彥遠這些人作為畫家,又作為鑒藏家曾傾力推挽,但到宋代還是愈演愈烈。故而北宋沈括于《夢溪筆談》卷十七《書畫》一開始就説: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鐘、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著為佳畫,此又再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而多色,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心意也。

這“揣骨聽聲”是瞎子看相以定人貴賤禍福的方法,沈括如此説用手摸畫的一類人,挖苦挹揄特甚。而在現代,人是很忌諱拿手上去摸畫的,怕臟手上去把人家的畫污染了。沈括這一段品評時人的論畫習氣的記錄,宋人《墨客揮犀》卷一也予以摘錄。説明耳鑒之風,唐人已起其端,到宋時已靡然成風,引起像沈括這樣有識鑒的人的重視了,但“耳鑒”之人還是被人小看的,以為是真正的不懂畫。此風綿延,之後噓噓不絕。今人鄧之誠《古董瑣記》卷六《耳鑒》就引《夢溪筆談》的話,又引當時的惡劣風氣,謂:“李學士衡士家藏晉人墨跡,長安石從事竊摹一本獻文潞公,李取家帖驗之,座客皆言潞公所收者真跡,李為摹本,李嘆曰:‘今日方知孤寒。’紀曉嵐記裴岑功碑摹本,以火藥燒蝕之,見者皆以為真本,反以真本為偽。《竹葉亭雜記》雲:鏹水以真磠砂及五倍子水合成,可蝕銅鐵。徐星伯家藏舊鐵香爐,在西域時,戲取蠟油畫龍,題數字其上,置鏹水中,一宿鐵熔一二分許。地平如鏡,字畫凸出,攜之至京,觀者以刀法之平,非秦漢以後所能,因斷為秦漢器。信知鑒古之難。高澹人題白陽山人畫雲:宋元之跡,大半贗鼎,故余晚年,多購勝國名人翰墨。澹人猶作此嘗,孤寒者當如何?”前面所説李世衡的遭遇也出自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二《藝文》。這就不僅僅是耳鑒的事情了,而是趨炎附勢的昧心欺心。文潞公是文彥博,北宋慶曆末年升任宰相,封潞國公。李世衡一介寒士,文彥博縱然不把一幅晉人法帖太往心裏去,但處心巴結他的人卻一定要説那幅臨摹的是真的,把那幅真的説成是假的……本性使之然也。錢大昕的《竹葉亭雜記》記載的也是以人的官職地位來猜測器物的真贗,所以就連高士奇也發出了那樣的浩嘆,説明一是到明末清初時宋元書畫的造假已然氾濫成災,真贗難辨,二是耳鑒之風愈吹愈熾。而紀曉嵐本來就是一個愛玩的人,偏偏好事的迷信而無主見的滔滔者眾還愛把他的詼諧當成真的,豈不令人好笑?

究其耳鑒之風,不外三點:一是自己外道,不能有主見,所以只能聽人家的;二是“野狐壞道”,即“以己之昏昏”者輩誤導,把人家引到糜子地裏,失去方向;三是字畫值錢,使熙來攘往者們趨之若鶩,遂以為灌滿耳朵的就是好的。藝術的好壞實在不是一句話能説得清的。本來人憑著自己的直覺一眼就能看出字畫的好壞,由著字畫本身給自己的感覺而確認一幅字或畫的好或者不好,但這種感覺和直覺的清純被世俗的傳聞攪渾了,反倒不能發揮作用,再加之字畫的價錢,就更不能舉棋了。

是的,字畫很早就有了價錢。中國書畫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身的價值,而書畫家也有了自己的市場價格。而歷朝歷代不少書畫家的作品,當時就有定論定價。張彥遠就説:“晉之顧,宋之陸,梁之張,首尾完全,為希代之珍,皆不可論價。如其偶獲方寸,便可椷持。比之書作,則顧、陸可同鐘、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凡人間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為正經,楊鄭董展為三史,其諸雜集為百家。吳雖近,可為正經。必也手揣卷軸,口定貴賤,不惜泉貨,要藏篋笥,則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華、孔尚子、閻立本、吳道玄屏風一片,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自隋以前多畫屏風,未知有畫障,故以屏風為準也。其楊契丹、田僧亮、鄭法輪、乙僧、閻立德一扇,值金一萬……昔裴孝源都不知畫,妄定品第,大不足觀。但好之則貴于金玉,不好則賤于瓦礫,要之在人,豈可言價?”應該説,在張彥遠當時,這種品評和價格都是得當的。然而到今天,這個畫家名單已根本不可能成為收藏者的目標,再大的收藏者都不可能了。即如展春園主張伯駒先生的《遊春圖》,在現存唐宋文獻中也無記載。傅熹年先生推論此畫的繪製年代恐難早于北宋中期。雖然未為定論,但隋唐之前的書畫作品流傳到現在的又還在民間的,幾乎不可能。不過鑒藏現當代至上訖晚清還是可以的,但須杜絕耳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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