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魯湘
北宋郭熙《林泉高致》,首揭“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的六大理由:“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觀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
丘園養素,是君子所常處的一種生活狀態,當然,也是一種心理狀態。何謂“丘園”?即郭熙所言“可行,可望,可遊,可居”之山水,其中“可居”極為重要,標誌著士人君子的山水之好,煙霞之癖,已從漢魏南北朝的遊仙觀道,轉移到適性的詩意棲居,所以“丘園養素”,在北宋已變成“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的第一大理由。用現代時髦語言講,凡人可以詩意棲居的自然,就是丘園,有林泉可以明志,有煙霞可以為侶;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棲居在這樣的丘園,終極目標是什麼呢?養素。素是沒有染色的白絲,喻為沒有受塵俗污染的心靈,一種乾淨的精神狀態。或者借用郭熙的話,丘園起碼是“不蕪雜神觀,溷濁清風”的。
丘挺所作山水畫,我徑謂其為“丘園”。往小了説,是丘氏之園,即丘挺為自己構築的適性詩居的筆墨家園。往大了説,即郭熙所言。“六常”“四可”之境界,一切賢人君子處樂適觀行望遊居的精神天地。丘挺對中國山水畫造境,有一個很高的美學追求:“以詩心為本,帶著含藏悠遠的念想,超然坦蕩的精神,以學養為文心,通過詩畫語言物化自然山水神韻,透視出人生態度與人格氣象。”這裡展現給觀眾的丘園,有兩種境界:一種是從切近的身體感知,小尺度地擷取一石一樹,一亭一舍,一岡一壑,容與徜徉其中。我借用陶淵明和黃遵憲的詞語,謂此境為“人境廬”。這是丘挺所常攝心的“丘園”煙景。另一種卻是他近年來“探賾乎深山,汗漫乎大荒”,循境涉趣,心追手摩而巧取豪奪之大塊章,畫面裏少見或絕見人間煙火,甚至連樹木也罕見,惟有金鐵崔嵬之山骨與浩蕩流衍之雲蹤,組成更宏偉更永恒的“太虛幻境”。丘氏丘園的這兩種境界,其實也就是王國維論詞之“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申言之,則為中國文人千古詩心朗照之儒道兩境。在前一境裏,他以倫常為悠遊所在,陶然其中而無往不適,四時佳興樂與人同。在後一境裏,他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縱浪大化,澄懷觀道。
作為70後的中國山水畫家,丘挺的出現是有指標意義的。相對於他的前輩所肩負的文化原罪感,他是解放的。他沒有對傳統的意識形態眼光,可以發乎性情地去喜愛趙孟頫、黃子久、倪雲林乃至董其昌,而不覺得會中什麼毒。相對於他的同齡人,那些熱烈擁抱狂吻一切新鮮時尚刺激玩藝的弄潮兒,他又是冷靜淡定的。他似乎缺乏對“新”這個概念的敏感度,故可以對層出不窮的變新花樣視而不見,且絲毫也不覺得自己因此而會被滾滾的歷史車輪所淘汰,從而産生一種時刻會被潮流拋棄的焦慮和沮喪。他是一個十分罕見的沒有時間感的人,這個世界在他眼裏無古無今,無舊無新。潘公凱先生説:“丘挺的繪畫是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他研究傳統、研究西方,他的意蘊情致、他的選擇、他的為與不為,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情境當中的一種文化自覺,是在中國畫自律性演進中堅守自己價值觀的體現”。在我看來,正是這種超越時間之維的恒道之思與恒道之觀,以及“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的“觀復”本事,才造就了丘挺繪畫的氣象與神韻,那就是:幽微玄遠,閒靜清絕。
丘挺對自己藝術的要求是,既要“繩正乎古人”,又要“出妙筆于造化”。昔賢之法度,與造化所陶鈞,都是丹青所師者。不可偏廢,也不可偏執。
在昔賢中,丘挺于元人之畫臨撫甚勤,對其丘壑與筆墨體會尤深。他用筆的渴淡毛糯,直追倪、黃;而用墨上,則對宋人米元暉之迷離惝恍,怪怪奇奇和明人董其昌之淹潤清麗,溫雅可親十分心儀。特別是對董其昌善於“枯中見潤,淡中取厚”的本事十分佩服。他把董氏的這種本事概括為“淡積墨”,所謂“三五遍而成,渾然不見筆墨痕”,煙火氣盡去,墨之鮮彩,一片清光,奕然動人。由董氏的“淡積墨”,丘挺又獨出心裁,發展出與之相融洽的“淡積色”。他畫中屋舍樹榦之淺朱與水紋坡石之淡青,同樣也是“三五遍而成,渾然不見筆墨痕 ”的。這種“淡積墨”與“淡積色”的本事,反映出丘挺的靜養功夫。中國書畫有一個超越視覺目標的深度關懷,那就是攝心養氣。“淡積”是“淡中取厚”乃是攝心於淡,養氣于厚的內家功夫。順便説一句,丘挺好古墨,他收藏古墨,也不吝用古墨作畫寫字。他的大部分水墨畫都是研墨所作。這在今日以現成墨汁甚至墨膏作畫寫字的時風中,確實顯得很“古氣”,但也恰恰表現出他對墨氣、墨韻、墨調、墨法的敏感。這種敏感,本來是一個中國書畫家的文化本能。
韓愈曾經揭示中國思想文化有一條自軒轅黃帝,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到孔子的“道統”,也就是正脈。到了宋代,宋人品畫對意與筆墨,也提出了正統性觀念的要求,始倡筆墨的“道統”觀。經過明末董其昌的發揚,又經過近人黃賓虹的提倡與申説,對今天的中國畫界開始産生隔代傳聲的影響,如龍瑞先生就提出“正本清源,貼近文脈”的主張,雖被時人譏為“復古”,究其實,乃是在全球化語境中逼出的重新認識文化自我的主張。丘挺是認同中國畫筆墨有正統性的,不管是理法,還是情意,可以有達權之變,但一定要有經守之道,否則,無法論高卑。
當然,這不是説丘挺的“與古為徒”就是生活在古代而非當下。他是焦墨寫生山水大師張仃的愛徒,“出妙筆于造化”正是老先生一生所求。丘挺認為自己這些年不知不覺間與老先生越來越心意相契。受老先生影響,他經常外出寫生,他的寫生不僅是蒐集素材,而且是在寫生中將古人、造化、自我進行三位一體的互證互生,在現場氣氛中尋找書齋筆墨經驗以外的東西,使筆墨語言的載體與容量變大,這樣才能打破符號化的筆墨語匯對畫家情致的包裹和僵化。他借用了禪宗和宋明理學家常用的一個詞語:活潑潑的。
所以我們看丘挺的道路,是舊不捍新,新不厭舊,深入昔賢法度之中,出乎造化陶鈞之境,活潑潑的堅守中國畫意與筆墨的正統。他心裏只有“雅、正、精、妙”四個標準,其他的,概不能動其心志,他是“八風吹不動天邊月”。而這,正是一種養素的功夫。中國文化的美好丘園,建構于他的筆墨,也深植于他的靈臺。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