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權威理性到交往理性

                         ——舒群

    自從三十年前我在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上讀到柏拉圖的“理式”或“理念”這個詞彙，揭開西方思想史之謎便成為我畢生為之奮鬥的目標。在接下來的歲月中，通過宗白華、李澤厚，更使我對東西方文明的比較研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時值80年代中期，西方現代哲學思潮已如潮水般涌入國門，《走向未來》、《文化：中國與世界》，通過這些讀本，我和我的藝術夥伴任戩已經強烈感到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中國，神秘而古老的中國已經無可挽回地將要失去它的“綠樹紅墻”和“鳥語花香”了。在巨大的內心衝突中我創作了《絕對原則》，而任戩則完成了他的《元化》。

    在接下來的歲月裏，我們共同發起了“北方藝術群體”……

    在《絕對原則系列》中我不斷重復著哥特式教堂和十字架符號的繪製，迷戀於此對我的大半生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

    大約從90年代初，我開始系統閱讀西方思想史、西方現代哲學著作，經歷了從康得、黑格爾到現象學、分析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四大現代哲學運動的跨越，並通過對如下思想家思想個案的特別研究獲得了對西方思想史理性主義之維的深入了解，他們是：巴門尼德、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奧古斯丁、托馬斯·阿奎那、笛卡兒、康得、黑格爾、卡爾·馬克思、霍克海默、馬爾庫塞、阿多諾，最後通過閱讀馬克斯·韋伯、波德里亞和哈貝馬斯，我終於完成了最起碼對我個人來説的思想史探秘的曆險，最終我發現了西方思想史的演變軌跡，這也許本就是它的內在邏輯——從權威理性到交往理性。

    在此基礎上，我又發現80年代令我著迷的東、西文明比較研究的課題亦因西方思想史謎底的揭開而變得迎刃而解了。為此我發現所謂東、西方文明者，無非四大宗教而已，東方，我稱之為“中印文庫”；西方，我稱之為“兩希文庫”。兩大文庫囊括四大宗教，兩希：美的宗教（希臘）、受難的宗教（希伯來）；中印：逸樂的宗教（中國）、寂滅的宗教（印度）。

烏托邦的重構有賴於這四大宗教文明傳統的有機綜合，而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將成為發展這種綜合的實踐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