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黃專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當代藝術運動中出現了一批具有極高理論素養和思辨色彩的藝術家，如谷文達、黃永砯、徐冰、汪建偉等,他們在各自的視覺實踐中,以獨立的問題意識和獨特的思維方式延伸著上世紀初中國知識界對中西文化進行雙向改造和批判的思想路徑，使當代藝術保持著與中國思想史的有機聯繫。在實用主義和反智主義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主流性話題時,對這種思想文脈進行史學整理無疑具有極強的理論價值。

舒群是上世紀80年代新潮美術最早的運動團體“北方藝術群體”的組織者之一,也是“理性繪畫”這一主流性藝術思潮的最早倡導者和實踐者，在二十多年的中國當代藝術實踐中他的藝術一直保持著鮮明的理論先行的特徵，在他看來，一切藝術的至高無上的問題歸根到底都是哲學問題,一切視覺問題如果不承載思想史邏輯就無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問題，迄今為止，他的藝術經歷向我們演繹了一種奇特的三段式的圖像辯證法，而他也因此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式形而上畫派真正的代表畫家。

在“絕對原則”時期(1983—1989)，尋找中國文化的整體解答方案是藝術思考的中心課題，柏拉圖-黑格爾式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論模式、尼采的超人哲學、盧梭的新權威主義的和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混合熔煉出了“北方寒帶文明”這種浪漫主義的文化方案，而中世紀教堂的造型理念、籍裏柯的“形而上繪畫”和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義”則孕育出了“理性繪畫”這種抽象冷峻的視覺匹配形式（《無窮之路》、《絕對原則》 、《涉向彼岸》），由於這一繪畫理論正好契合了80年代啟蒙主義的時代需求,經過批評家的理論闡釋它成為85新潮美術運動的主流性繪畫思潮，按藝術家自己的説法，“理性繪畫”完成了中國繪畫由“情態寫作”向“意態寫作”的轉向。

從1990年開始將近十四年的“走出崇高”時期（1990---2004）是舒群“理性主義”藝術履歷的反題階段，他自己稱為“神聖的下降”。隨著90年代中國現代藝術運動的退潮和傳統人文主義在新的文化場景中(主要是後現代解構思潮和消費主義的文化現實)遭遇的困境，促使舒群進入到他的“理性主義”的修正階段，對邏輯實證主義、語言分析哲學和批判理性主義甚至解構主義的閱讀，使他的思想履歷發生了重大變化，分析哲學和科學哲學對傳統人文主義批判的理論意義和政治意義促使他開始關注話語與話語情境的現實聯繫,按他自己的説法:他已由一個存在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實證主義者進而轉變成為一個結構主義者。這種思想轉變體現在藝術上出現了分析性甚至波普主義的語言圖式（《絕對原則消解》、《同一性語態-宗教話語秩序》、《同一性語態-一種後先鋒主義》、《四項基本運算》、《文化pop崔健》、《世界美術全集》），這些作品意味著“由〈絕對原則〉這種意識形態修飾向〈同一性語態〉這種零度修飾的轉移”，但所有變化並沒有改變他的“理性主義”的理想色彩和宏觀思維模式，“絕對原則”這一思想正題階段就在1994年“向崇高致敬”這種表演性的宣示中落幕，他稱這一時期是由“意態寫作”向“語態寫作”、文化批判向語言批判的轉向時期。

從單純形而上學的思維路徑上的這種出走,不僅源於對政治波普和玩世思潮這類“膚淺的認識論無政府主義”的深深失望，更源於對“理性主義”這種古典人文主義理想立場的自省和反思，在對法蘭克福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實踐、福柯話語理論和德里達解構主義的研究中,宏觀性、整體性的古典理想主義暴露出意識形態上極權主義的思想本質，他的藝術也因這種理論思維的變化而進入到個人理想主義的微觀生活實踐,這成為他走出“理性主義”這種抽象思維的一次精神逾越和解放，在將近八年時間裏他甚至放棄了繪畫，從事經營、設計和參與民間美術館的建設,理論閱讀也由哲學擴展到管理學和設計史，直到2002年，“回歸原初經驗的衝動”和對知識考古學的興趣才使他重新創作了《單色工農兵》和《紅色毛澤東》這類具有表現主義風格的作品，而正是這一反題過程使舒群的藝術思考完成了由本體論、認識論向語言學的轉移。

2005年以後對以“符號秩序”為特徵的消費文化現實的思考使舒群的藝術獲得了一個返歸形而上之途的理由，也使他的藝術進入到“象徵秩序”時期（2005---2008），重新思考“理性主義”的現實批判價值。這一階段的作品《象徵的秩序》從圖式上看是對“絕對原則”時期的複製，但所針對的問題卻由構築抽象的文化模式轉移到具體的“社會批判”，它正好構成了舒群“理性繪畫”的一個合適的合題:重新思考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遭遇，以及面對這種遭遇時所必需的理性對策，當然,和第一階段一樣,在“象徵秩序”中舒群藝術所營造的問題邏輯仍然具有明顯的“圖像烏托邦”的特徵。

舒群的藝術個案將使我們面臨一個無法回避的反省性課題：“中國當代藝術還需要形而上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