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9年1月20日
地點：金源時代閆平工作室
【主持人手記】閆老師的畫面激情、耐看，又不乏精緻優雅。畫如其人。她是一個極具表現力的人，一個眼神，一個手勢，都讓人覺得意味無窮。閒時在她的周圍，總有數不盡的笑聲相伴。身為女性，她的作品中四散著生命元素爛漫而迷幻的氣息；身為藝術家，她又用適度的理性控制著畫面語言的舒張。此次前去訪問她，一進門便被畫室撲面而來的忙碌氣息侵襲：橫七豎八隨意擺放的作品，未完成的手稿，斑斕絢爛的調色板，四處飛濺的油畫顏色……不由肅然起敬。這是藝術中的閆平。
她是一個將藝術與生活恰當隔開的人。為內心情感呈現的純粹，也為兩種生命精神狀態各自無可取代的單純。
感性
孫欣（以下簡稱孫）：前陣子看電影《梅蘭芳》，一下子想到了您的《小戲班子》系列。《小戲班子》依舊是極具典型性的粉紅係和翠綠係的顏色，與戲曲藝術呈現的（色彩）相通，戲曲人生在您畫面中像花兒一樣絢爛而憂傷。您從《母與子》的個人經驗性創作，再到《小戲班子》，這其中是否存在一種“個體-他者”身份、視角的轉換？選擇戲曲題材創作是出於怎樣的考慮？閆平（以下簡稱閆）：表面上是他者，實際上是更深層次的個人生活體驗。我試圖像導演導戲那樣，在畫面上擺放我需要的人物角色，先放這一部分，再放那一部分，讓它發生什麼，它就會發生什麼，把情緒介入其中，表達我內心所期待的東西。比如那些畫的名字有《唱不盡的牡丹亭》、《有雨的日子》、《北方有佳人》、《喘息》等等，這些字象讓人有種連綿感情的聯想，暗合著畫面的情緒。而這種情緒很多時候契合女性群體的生命體驗。
孫：從哪一年開始畫的《小戲班子》？
閆：陸陸續續地將近十年了。早些年畫的《母與子》，有一種自傳性、母性的成分在其中。逐漸孩子長大之後，女性的那部分又凸顯出來了，於是《小戲班子》開始表現才子佳人的愛情傳奇，回歸到女性體驗本身，表現形式上也在尋求突破。實際上畫這一題材，是貫通藝術觀與生活觀的一種嘗試。
孫：您早期一直延續到現在色彩格調都是比較洋氣、明朗的，具有繪畫語言的可識別性，生命氣息濃厚。您是如何保持畫面當中鮮活的生命力呢？
閆：其實對我而言，無論心情愉快與否，都永遠對明朗的色系充滿渴望。哪怕在生病的時候，我也熱衷於仰望那些理想化了的顏色，因為它們與我的生命渴望實際上是並行的。相對西方來講，中國是墨分五色，而色系比較窄，比如石青、石綠，硃砂等幾種，而西方的顏色區域特別寬。所以，我在色彩表達方面有廣闊的自由——深色系，純色系，亮色系，灰調係之間，可選擇的東西如長河一般滔滔不絕，在我面前有一個足夠巨大的空間等待我去敘述、去表達。另外，色彩的敘述有一定的私密性能使我盡興表述心裏的話。
孫：為何選擇粉紅和翠綠，讓它們在畫面中形成並體現著您的一種色彩語言？
閆：不僅僅是粉紅、翠綠，那些無限的色域帶給我們足夠大的意象聯想。看到粉紅就像我們看到小孩子、小動物，或者其他美麗的事物，類似于對粉紅色的感觸，內心一下子變柔軟之時的感覺。它和綠系列在一起，陪伴著生活，讓我覺得生活的形式有趣味。然而顏色是外在的，內心要表述的情緒置於其中則存在保護性，自由性和私密性。
理想主義如《牡丹亭》，一場春夢之中隱現的戲曲形式，深深吸引著我。虛幻的美感幾乎讓每個人相信，想叫她活過來，她就活過來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從而完成戲劇的極致之美。但是現實生活不會如此，戲劇的理想化在此時彌補了生活中的種種缺憾，借助它們，能夠和生活的另一部分産生對接和補充。其實在戲曲當中，還有一點我比較感興趣：在它極大的自由當中，存在一個嚴酷的秩序和程式化。當中所存在的感性和理性的關係對我的繪畫啟發很大。
悟性
孫：您熱愛中國傳統文化，而且認為它與您的藝術是可以相互參照的。您是如何看待中國傳統藝術精神，它在您的繪畫表現中起到一些什麼樣的作用？
閆：我是中國人，成長生活在中國，必然會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從事藝術這一行，面對中西方文化，我不願意顧此失彼，通常是先全盤接受，然後反芻，需要什麼拿什麼，西方的理性秩序，中國的意象表現，西方一個框架，中國一個佈局，西方的色系，中國的墨分五色，有時在畫畫的過程中，在理好的色系的畫面上，加上特立獨行的焦墨，真是無限的愉悅。
英國哲學家羅素坦言：“我相信，如果中國人對西方文明能夠自由地吸收其優點，而揚棄其缺點的話，他們一定能産生一種結合中西文明之長的輝煌業績。”從中道出了中西文化彼此融合的美好前景。無論是東方、西方，各自崇尚怎樣的風格面貌，都統一於人類的和諧精神。在人類的文化精神層面，需要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堅強精神，“天人合一”的生命理想，萬物相容並生的博大胸懷。所以作為畫家，我願意把自己打開，呈現一個開放的姿態。
孫：這麼多年行進在繪畫這條道路上，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如何去突破它？
閆：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自己的問題。對畫家而言，最大的難題，就是保持生命氣息的鮮活性。大多數成熟的畫家他們的作品都有老成和蒼勁的一面，然而缺少了鮮活的神。如果選兩個我最喜歡的畫家，就是畢加索和齊白石。我非常喜歡畢加索晚年的作品，除了縱橫畫面的筆墨，依然還充滿著生命力的鮮活以及對生活的熱愛，同樣齊白石的晚年作品也把自己的精、氣、神帶到大蝦須當中，透著力度和生氣。我説不好“神兒”的含義到底包括了多少，但我知道它是作品中最要命的那部分。
智性
孫：一個優秀藝術家的標準是什麼？
閆：我認為，好的畫家是用繪畫的方式充分表達了內心期待。劇作家選用戲劇的方式，音樂家選用音樂的方式，而畫家就要用畫家的方式表達內心以及對萬事萬物的看法。我覺得這是最恰當的標準。
孫：其實很多女性主義批評家喜歡把你歸為女性藝術家的行列，那麼你對“女性主義”標簽有沒有反感，或者是有一種什麼樣的理解？
閆：我覺得這不是特別重要，雖然很多人會特別在乎別人是否把自己劃歸女性藝術家行列。我是一個女畫家，就是想做男畫家也不成啊。我以女人的身份活著，無論再怎麼男性化地思考，都無法改變本體的基因。一個畫家能夠真實地表達最重要，至於女性主義或者男性主義，都不重要。
孫：當下不少藝術家會去關注一些歷史問題、社會問題，比起那些具有社會批判性的作品，您的繪畫具有個人化的審美傾向和生活情趣，是您之於當下社會文化環境中一種個人化選擇，可不可以這樣解釋？
閆：我認為那些批判性的東西不是永恒的。從美術史上看，那些讓人感動和記憶猶新的畫並不僅僅因為題材內容。比如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引導人民》，是其形式感讓人印象深刻，並非是其歷史背景。很多人認為女畫家更多的關注與自己生活有關係的事物，我也不這樣認為。我的戲曲系列，提供的就是對女性群體境遇的深層思考，只是採用了含蓄的表達方式。
我的職業是老師，就老師做好；是畫家，就把畫家做好，把繪畫的事情儘量做好。因為我的能力僅在於此。面對那些表現社會、革命、時代風貌的畫，我覺得也不錯，藝術需要不同人的不同表達。如果有一天我也願意去嘗試的話，我也會去畫。但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希望畫面裏出現我自己希望發生的事情，不願意去表達那些被認為是更好、更合適、更現代的題材，那不適合我，我認為自己一直挺現代的。（笑）無論再過多少年，男人，女人，家庭，世界……這些詞語還會出現，是永恒存在的。無論是小題材還是大題材，都需要藝術家去真誠地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