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力

王克舉是當下美術界公認的“老好人”，有人因此把他比作為“老黃牛”。這既是對王克舉處處與人為善、樂於助人的性格品行之極大激賞，同時也是對他數十年如一日地在藝術創作領域埋首耕耘的形象喻指。

王克舉的創作最早進入人們視野的是一系列具有濃烈鄉土味的寫實主義作品，這些都是他在20世紀80年代完成的精品。這一時期的王克舉剛剛進入山東藝術學院學習油畫，在當時美術界改革創新的大背景下，畫家自覺自願地選擇從寫實主義風格入手，從表現自己熟悉的農村生活入手，以此形成自我的藝術方向與藝術特色。與同類的畫家不同的是，王克舉作品中的那種“土味”，在這裡“土味”並沒有任何褒貶的意義，而是對畫家作品風格特徵與藝術內涵的某種概括。“土味”既指的是王克舉如此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生活現狀，使得整個作品洋溢出極為濃郁的“鄉土”氣息，又是指與農村的題材表現相得益彰的造型、構圖與技法等等風格因素。至今人們仍對王克舉這一時期創作的經典畫作津津樂道：碩壯的人物造型，憨厚的人物情態，只有經過深入生活才能夠把握與捕捉到的那些畫面中的類似“道具性”的物什描寫，以及一種戲劇化的經典場景與氛圍的有意識營造。

在大多數人看來，20世紀90年代的王克舉毫不留情地進行了一場風格的“反叛運動”，這是對業已嫺熟的繪畫命題與風格技法的背離。事實上王克舉的繪畫變革是經過了長期的內心掙扎，是凝聚了自我意志的智慧結晶。王克舉像所有銳意進取的當代藝術家一樣，並不想墨守陳規，成為自我風格的複製者甚至是奴僕。而當美術界的拓展節奏和當代社會的發展步伐愈加迅捷之後，藝術家的著眼點一方面是要謀求自我藝術與之更協調的求變轉型，一方面則要進一步張揚個性，力圖從眾多的畫家、流派、風格中脫穎而出，以成就自我藝術的最大完善。此時王克舉的選擇具有一定的示範性，他對舊有風格的“反叛”並不是一種全盤的否定，而是在題材保持某種連續性的同時，通過風格表層的巨大移轉而結構出全新的形式語言：即仍然以自己熟悉的農村風景為切入點，在繪畫語言上做出更當代性地闡發。在作品中，高粱地、玉米地以及鄉村中的尋常小景被引申為無限的“話題”，與此同時畫家以現場寫生的繪作方式來提倡某種眼與手的積極對應。其中油彩的能量被盡情地發揮，並在這種盡情地發揮中走向某種自在而自足的境界。

即便先期的創作轉向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然而王克舉並不在意任何的誤解與非議，卻把這些誤解與非議視為進一步發展與完善自我的動力。在此，對景寫生無疑成為了畫家手中的一把“利器”。憑藉著這把“利器”，王克舉一方面始終把握住自我意志的獨立存在，一方面又能夠吸收各個現代繪畫流派的優長並進行有機地整合利用。寫生性油畫的傳統在歐洲源遠流長，尤其是經法國現實主義的極力提倡，並最終在法國印象派筆下達致巔峰，由此開啟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新紀元。那麼王克舉的“寫生”是否僅僅是延續著這一傳統或是對此的某種反應嗎？回答當然是不儘然。因為，“寫生”在畫家王克舉這裡，並不只是對西方藝術現代性的反思或溯源，而是一種自覺自願的藝術行動，是一種表裏合一的創作原則：面對北方渾茂樸厚的山川自然，將個人的身心全部投入，抓住自然中最感人的瞬間，並通過手中的畫筆創造出和諧統一的形式。畫家似乎更倚重於使用線條與強化色彩，即以線條來形塑對象的特徵並以此構築畫面的基本結構，與此同時又逐步強化色彩的魅力，運用色彩去表現空間與塑造形體，從而形成充溢於畫面的熱烈而抒情的藝術格調。

秉持著對景寫生的創作原則，近期的王克舉不斷推出了大量的系列性藝術作品。在創制這些作品的過程中，畫家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不同的地點，尋找那些能夠激發出自己的創作靈感並有利於其風格完善的場景。北上河北，南下福建，東奔江蘇，西走新疆，王克舉總是自己扛著釘好畫布的畫框以及畫架，對著自己所心儀的景致落筆塗抹。對別人視之為“苦”的這種寫生，王克舉卻總是樂此不疲，毫無怨言，並由此建構起屬於自己的那番藝術的新天地。從近期的作品而言，各個系列的作品都能夠獨具慧眼地抓住不同地點的風貌特徵，北方的雄健、南方的熱烈、西部的粗獷、東部的清朗，皆在畫家筆下衍化為一幅幅充滿詩情畫意的色彩樂章。然而恒一不變的是王克舉的那份執著，以及透過畫面向人們充分展示出的對自我風格建構的信心與超乎尋常的色彩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