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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一群“80後”、“90後”，他們離開親朋，遠離家鄉，選擇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重新開始。對他們來説，移民並不是一次簡單的搬家。從重新學習一門新的語言開始，努力融入當地的生活，再到在異國安身立命，他們的每一步都經歷了失落與徬徨、逃避與掙扎。
喜歡這裡的教育
4年前，深圳的李文(化名)在國內念完大學，收到了加拿大約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遠赴加拿大留學。取得碩士學位後，李文通過“經驗類移民”，留在了加拿大。
這是個艱難的決定。
“我家在深圳，父母的工作都還不錯。在國內，有家人、有朋友，念完碩士回國工作的話，日子應該過得去。”李文坦言，“拋棄”這些，留在異鄉，需要經過激烈的心理鬥爭。
當然，對李文來説，天平另一端的分量更重。因為，國內的競爭太激烈，生活環境也不算太好。尤其是深圳這樣的城市，大學生每月的平均工資也就兩三千元，好一點的五六千元，但這些都不足以跟房價相抗衡。
“如果回深圳，不靠父母，光靠自己，可能十年都賺不來首付。”李文説，在加拿大，壓力要小很多，正常的白領都能開車、買房。
對一個在國內完成大學教育的人來説，李文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加拿大的教育。兩年間，李文感受到了注重人格塑造的教育。
“這裡的老師不是很在意學生的分數，而是關心學生對知識是不是感興趣。”李文説，老師不會用一種方法教幾百人，非常個性化，也不會用分數衡量一個學生。
當李文決定留在異國他鄉的時候，父親變得比以前“煽情”了。比如，他經常在視頻裏説，“女兒，爸爸愛你，在那麼遠的地方，好好照顧自己”。
父親的溫情在網路上，李文的真實生活卻是陌生的、枯燥的、寂寞的。一開始，李文“跟傻子似的”，不會坐公交車、不會買票、不知道哪能買什麼東西。這個熟悉的過程持續了1年，“仿佛在另一個世界重生一樣”。
之後，李文開始每天説英語，改變生活習慣，熟悉當地文化……這些問題她在移民之前都曾想到過，但“沒有想得很透徹。”如今，李文在多倫多的一家培訓學校做會計。雖然這裡的工作氛圍“很輕鬆、很平等”，但中西文化之間的思維差異，仍是擺在她面前的一道難題。
“我這個年齡出國的人，思維方式基本定型了，很難融入西方社會。”李文原來覺得，學習成績越好，就越能得到用人單位的看重。於是，李文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都在想辦法提高考試成績。可當她找工作的時候，才發現之前的認識是一個誤區，加拿大公司更注重能力，注重實踐經驗。
“不管怎麼樣，既然留在了這裡，就要有信心努力讓自己過得更好。”李文説。
適應不了國內的生活方式
去年，上海的張祥(化名)“獲准”在澳大利亞永久居住。回想張祥的移民經歷，動因是短暫的“失業”。
2007年，張祥從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畢業，有一段時間，他沒有找到工作。抱著“撞大運”的心理，他參加了雅思考試，拿到了“4個6”。
這個成績讓張祥得到了雪梨大學會計學專業的錄取通知書。“選專業的時候，我還是費了一番心思。”他説，如果走學業移民的途徑，會計專業的概率會大一些。
不過，事與願違。2009年，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收緊，張祥在畢業時沒有如願拿到“綠卡”。“當年，澳大利亞政府要求雅思成績達到4個7以上。我考過4次，但是都沒達到要求。”
無奈之下，張祥回到上海，在一家進出口公司工作。於是，他不斷地穿梭于各種應酬場合，“什麼事都還沒開始做，就要先疏通關係”。
那段時間，張祥每天要陪著客戶吃喝、去KTV，淩晨才能回家，但是，吃得太多、喝得太多、玩得太多，也是負擔。
“我覺得疲憊不堪”，張祥開始懷念澳洲的生活，平淡、恬靜，移民的念頭又冒了出來。可是，當張祥的太太申請到澳大利亞的永久居留權之後，張祥開始心有顧慮。他28歲了，工作有了起色，剛在國內穩定下來，現在卻要丟開這一切，去另一個國家重新開始，“我身邊的朋友都覺得我不應該走”。
很快，張祥就體會到了從零開始的艱辛。
有一次，張祥很晚才從市中心坐公交車回家，卻不知道地址在哪。他結結巴巴地跟公車司機説了半天，也説不清楚，司機不耐煩地把他趕下了車。最後，張祥徒步走回了家。
如今，這樣“好笑”的經歷已不會發生。
張祥每週在一家清潔公司工作4天，客戶穩定，收入也不錯。妻子在一家賭場裏“發牌”，收入豐厚。最讓他滿意的是，飲食規律，不用被迫喝酒，“想怎麼過就怎麼過，用不著迎合別人的節奏”。
平常，他們會去健身；週末，他們會去海灘曬太陽、潛水、釣魚。雖然“可能有人會覺得沒出息”，但張祥很享受這種生活狀態，“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和家人呆在一起”。
張祥現在已經把這裡當成了家，會用“很好笑”形容初到澳洲的經歷。
“如果回國，我反而會適應不了國內的生活方式。” 張祥説，“我畢竟有了選擇生活的機會。”
堅持就是勝利
小零(化名)在到澳大利亞後不久，就真正體會到了“孤立無援”的滋味。
2008年，15歲的小零離開福州，去澳大利亞半工半讀。開始，她住在母親的朋友家，但一週後，母親的朋友突然要她搬走。
小零喜歡刺激，對新環境的第一反應是驚喜，很少會猶豫、傷感。但彼時彼刻，她流淚了。“我一個親戚和朋友都沒有，就懇求她，説可不可以再住幾週，找到房子就走。可她非讓我搬，看都不看我，非常決絕。”
沒辦法，小零只能找房子。為了省錢，她看到有一個65澳元住一週的地方，立馬就搬了過去。這個房間緊湊地擺了4張床墊，連個床架都沒有，4個人滿滿噹噹的。
安頓下來的小零開始找“可以維持生計”的工作，半年以後，才找到了一份直銷減肥産品的工作。
“印象比較深的是，我的一位室友比較胖，很想減肥。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準備了一套‘推銷詞’，結果出乎意料的成功，她不僅買了我的減肥産品，還成了我的‘下線’。”小零的“單子”越來越多，不到1個月，崗位就升了一級，但這並沒有幫助她擺脫經濟上的拮據。
“這份工作短期內根本不賺錢，反而還倒貼錢。”小零説，“我媽寄給我的生活費，我都拿出來了。那段時間，沒錢吃飯是常有的事。”
無奈之下，小零只好尋求其他出路。
小零在澳大利亞的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華人開的按摩店裏做按摩師。
“沒有按摩師資格證，學了幾次，就上手給客人做頸肩背的按摩。一開始還很緊張，怕出錯，怕自己手藝不行。”小零説。
不過，雖然這個行業很規範，她也“不會跟國內的人説自己做過按摩”，免得人家浮想聯翩。
小零的很多同事都是中國人。他們大多在國內有很好的工作，都是剛移民到澳洲，一時找不到工作，不得已只好做按摩。
一對50多歲的北京夫妻給小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為兒子移民了，他們就跟著兒子來了澳洲。之前，夫妻倆在一家國企上班，都是領導，生活條件優越。來這裡，是想靠澳洲的福利過日子，但一來沒有入籍，二來還沒到澳洲法定的退休年齡，只好“一邊工作一邊熬著”。
“他們很後悔。”小零説，在國內，他們可以去朋友、親戚家串門喝茶；在澳洲，他們“覺得按摩不光彩”，不願意跟國內的朋友聯繫。夫妻倆又不懂英語，和當地人基本上沒有來往。
在小零身邊的移民中，這樣的人還有很多。“有一位青島的阿姨，她在這邊做清潔工，如果有人問起，她就説自己在澳大利亞賣包子，她覺得這樣聽起來體面些。”小零説，這是思想差異，“我並不覺得做清潔是什麼丟人的事兒，相反，我很喜歡這份工作。”
“一開始，我是在一家清潔公司做，後來産生了一些矛盾，就辭職了。”小零説，很多客戶打來電話，希望她還能繼續為他們做清潔，“他們非常感激我幫他們解決了家務問題”。
如今，兩年下來，小零的客源越來越多，她計劃聘請員工，組建自己的清潔團隊。記者 李麗 實習生 張輝 張軼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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