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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去中心化”也與德國歷史的高度不確定性有關。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德國近現代史上諸侯分立，教派鬥爭激烈，新舊秩序的更疊太快，一直沒有形成一個類似于倫敦、巴黎那樣的中心，佔據一個國家大部分的資源。相反，每個獨立的小國都想有自己的大學、劇院和博物館，於是很多小的文化中心發展起來。正如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在《海德堡語絲》一書中所描述的：“在德國，最大的圖書館在法蘭克福，最盛的印刷業在漢堡，最多劇院是在慕尼黑，最多博物館的是柏林，最全的國家檔案在柯伯尼茲，最豐富的文學資料在內卡河上的小城瑪白。科學的中心不止一個，而是分散在杜斯道夫、哥廷根、海德堡、曼茲各地。”
除去625年的歷史，美麗的山水建築，以及種種關於海德堡的浪漫主義迷思之外，海德堡大學唯一優越于其他大學的地方可能在於，它所屬的巴登－符騰堡州很有錢，對教育的投入更大，付給教授的薪水也更高，還可以建更好的實驗室。100年以前，為了留住著名的化學家、光譜分析的發明者本森在海德堡任教，州政府曾斥鉅資為他建造了當時整個歐洲最好的化學實驗室。本森在海德堡大學當了6年教授。
除外，它只是一所“很好”的德國大學，而這是最讓我感動的地方。
德國沒有大學入學考試，一般説，學生只要通過中學會考，就可以申請任何大學的任何專業。與英美係的名校相比，海德堡大學不會得到一個國家，乃至全世界最好最聰明的學生，但它得到的是參差百態的學生，有很聰明的，也有平庸的，但參差才是真實的社會形態。
“美國人這些年在許多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在阿富汗、伊拉克，都是因為精英的同化。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上的是哈佛和耶魯，接受同樣的教育，他們內部沒有質疑的空間。”默斯伯格教授這樣告訴我。
1855年，一位美國觀察家曾經這樣寫道：“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像德國人那樣對自己的大學教育制度的發展付出了如此多的思考和艱辛——沒有一個民族從大學提供的服務中獲得如此大的益處，也沒有一個地方能使它們在國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那時候，德國大學是美國人的榜樣。19世紀大約有1萬名美國青年赴德留學，影響美國現代大學發展的幾位關鍵人物都曾在德國大學做過學生，而位居美國大學排行榜前列的幾所大學，大都是按照德國模式進行改革的成功範例。
美國教育史家認為，19世紀美國留德學生從德國大學獲得了三種智力財富：智力習慣（Intellectual Habit），智力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Intellecual and Ethical Conviction）。智力習慣代表學者個人及其學術的獨立性，它是三種財富中最為寶貴的；智力方法代表在思想和研究上的全面性和準確性，這似乎是日耳曼人的一種獨特的財富，即掌握全部能夠知道的有關的事實材料；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將為美國的知識和學術增添財富。
即使如此，有一些獨屬於德國的東西仍然保留在德國。海德堡歷史系教授曼弗萊德·伯格教授（Manfred Berg）在談到美國與德國大學教育體制的根本差異時，這樣告訴我：“美國大學生將教育看成人生的投資，而對德國大學生來説，大學是一種權利。州政府有責任讓每個年輕人接受良好的大學教育，只要他滿足基本的條件。一個哈佛商學院的學位可以基本確保你未來的人生成功，德國卻沒有這份精英的歸屬感。”
德國大學最注重的是一種獨立思考的精神。在德國人的概念裏，大學生應是獨立自主、把握自己命運的人，他們已經成熟到不需要教師的引導，因為他們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們有選擇地去聽課，聆聽不同的看法、事實和建議，為的是自己將來去檢驗和決定。相比之下，英美大學像一座規劃得很好的城市，有時候連學生的私人生活都是有組織的。但德國大學，你乍一進來，可能覺得空蕩蕩的，什麼都抓不住。沒人關心你，也沒有人告訴你應該做什麼，聰明人得自己找到方向。你沒有指導，但也同時意味著沒有束縛。
海德堡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經在一本叫《什麼是教育》的書中提到：“大學應該培養精神貴族，而不是精神附庸。前者會晝夜不停地思考，併為此形銷骨瘦；後者則要求工作與自由時間分開。前者敢冒風險，靜聽內心的聲音，並隨著它的引導走自己的路；後者則需要別人引導，要別人為他定下學習計劃。前者有勇氣正視失敗，後者則要求在他努力之後就有成功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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