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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某刺母案引發人們對留學生生存狀況的關注。(CFP供圖）
留學仍然是許多家庭的選擇。(CFP供圖）
去年25萬多人出國留學其中超兩成是中小學生 留學生低齡化趨勢明顯生存狀況引發關注
汪某機場刺母案目前尚未有下文，公眾由此而發的對“留學熱”的探討和反思仍在繼續。
2011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節，上海籍留日學生汪某在這一天開了一個讓人痛心疾首的狠毒“玩笑”：因為在上海浦東機場向母親顧某要錢不成，剛下飛機的他竟從隨身攜帶的行李中拿出一把水果刀，在眾目睽睽之下向母親連捅9刀。經搶救，顧某已脫離生命危險，汪某被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懲罰。
儘管這是一宗極端的個案，但卻引發了人們對留學生生存狀況的關注。據了解，中國去年有25萬多人出國留學，其中兩成多是中小學生。深入了解留學生在海外的生活，並在此基礎上全方位地關心他們、幫助他們，尤為重要。
文/本報記者張強、武威、杜安娜
留學生調查(上)
學生篇
茂名姑娘陳寒今年19歲，去年夏天從茂名一中高中畢業後，她通過留學仲介去了日本。她在日本的求學經歷與刺母的汪某相似，第一年在東京的語言學校學日語，然後著手考日本的大學。
出國留學
一個個看似輕易的決定
陳寒的家境算不上富裕，父母的家教非常寬鬆。高一那年，陳寒對日本漫畫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她就産生了高中畢業後赴日留學的念頭。
她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把這個想法告訴父母，而是“偷偷”地用平日攢下的零花錢和壓歲錢報了一個日語學習班，瞞著父母偷學日語，投入了不少精力。直到高三，她才把自己的留學計劃告訴家人，陳寒“能言善辯”，僅僅花了一個晚上就説服了他們。
高考並不考日語，陳寒的這個決定意味著她早早地遠離了中國孩子的常規成長軌跡，某種意義上，她甚至已經無法反悔。高考前，她沒怎麼認真復習功課，最終的成績也未過重點線。“即使過了(重點線)，我也會去日本的。”陳寒赴日留學的想法很堅決。
為了赴日留學，陳寒準備了2年時間，不可謂不週到；與她相比，不少低齡留學生的決定顯得相當草率。“我高考沒考好，與其在國內的二本大學混4年，還不如早點去國外留學，接受更先進的教育。”赴澳大利亞留學的小林在談及當初出國的原因時説，“當時我與爸媽只討論了一個小時，就下了這個決定，馬上報了雅思培訓班，第二年就出國了。”至於出國留學的開銷和其他重要的須知事項，一家人當時並未討論過，純粹“摸著石頭過河”。
面對孤獨
須戰勝“寄人籬下”的感覺
19歲的廣州女孩王立衡，是國內青少年文學界小有名氣的“小作家”，曾任中國少年作家學會副主席兼廣東省分會主席。小學時，她曾追隨赴英留學的父親在英國念過一年半小學；在廣州二中和六中念完高一以後，她又獨自踏上了留學英國的旅程。
王立衡告訴本報記者，她就讀于英格蘭北部林肯郡的約翰雷格中學，全校共有兩千六七百名學生，其中國際學生共約兩百名，中國留學生有一百人左右。跟許多中國低齡留學生一樣，王立衡寄住在一戶當地的中産家庭。
這所學校位於一個小鎮，留學生們的日常生活“非常簡單，甚至非常無聊，吃喝玩樂比起中國差遠了”。“什麼東西都貴，所有吃的都難吃。”
寄住當地家庭，除了練習英語等顯而易見的好處外，也時常讓中國留學生們産生“寄人籬下”的孤獨感，逼迫他們儘快提高陌生環境下的交際能力。在國內，家人都圍著他們轉；而在異國的寄宿家庭，他們首先要學會的是“守規矩”。
王立衡介紹説，有的寄宿家庭缺乏人情味，有的房東有潔癖，甚至會檢查留學生房間的衣櫃是否整潔，這讓留學生感覺隱私受侵犯……在種種規矩的束縛下，留學生必須學會跟房東“談判”。在緊張的學習之餘還得糾纏于這些家務瑣事，這讓王立衡感覺有心理壓力。
譬如寄宿費，費用標準是由學校與各個寄宿家庭統一約定的(每週95英鎊，約合1000元人民幣)，一週一繳。當地有項規則：假若學生連續七天不住在家裏，則應免除相應的寄宿費。有一次，王立衡和幾個同學利用假期去蘇格蘭旅行，往返共六天，大家都向房東提出能否通融地減免寄宿費，結果卻各不相同。
有的房東客氣地答應了；而王立衡的房東一聽她提出這項要求，立馬找出了協議，用嚴厲的口吻對她説：“你看，白紙黑字寫著，只要你住了一天，就必須繳納一週的生活費。”
“這句‘白紙黑字’讓我覺得很委屈，我感覺她完全沒有把我當成朋友，我們之間似乎只是住客和房東的關係，我住的不是家庭，而是‘旅館’。她一直很計較錢，比如要求每週的某一天住宿費必須到賬，遲一天就要被她叫到面前‘談話’，仿佛我是個賴賬的人。”房東讓王立衡産生了“寄人籬下”的孤獨感，與此同時，也拓寬了她的胸襟。
“在飯桌上，我會主動找話題跟房東夫婦交談，盡力營造好的氣氛，他們也願意跟我談。除此以外，我們平時就很少碰面。我對房東特別客氣，如果發生矛盾，基本上都是我妥協，畢竟住在人家家裏，關係搞不好對我很不利。”王立衡笑著説。
朋友圈子
並非都是“富二代”
在採訪中，不少受訪的留學生都表示，他們很難真正融入當地的文化，朋友圈子以華人為主，談戀愛也基本上只找華人。
“很多華人同學初中、高中階段就來澳大利亞留學了，可是畢竟和當地人的文化、興趣都不一樣，大家還是習慣跟華人相處，平時一起外出打工、吃飯。澳大利亞人喜歡去酒吧搞派對，但我很難喜歡這些。”陸文然説，他今年20歲，老家重慶，2009年7月高中畢業後去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留學。
王立衡説，英國是個外國人眾多的多元化國家，英國的老師和同學都早已習慣了留學生的到來，但中國留學生與英國同學的交往一般都不會太深。“首先是語言障礙，不管出國前雅思考得多好，出國後考試成績有幾個A+，都無法確保可以融入英國同學的圈子。即使英語很好，也可能交流不了。”王立衡認為。
王立衡提到的問題，也是諸多中國家長早早地把孩子送到國外留學的原因，他們希望孩子能有儘量長的時間去融入當地的文化。王立衡認識幾位十歲出頭就被父母送去留學的孩子，他們就讀于英國最高級的學校“公學”(譬如大名鼎鼎的伊頓公學)，這類貴族式的學校收費昂貴，但相應的教育水準也極高。幾年下來，他們能説一口地道的英語，不帶任何中國口音，幾乎完全融入了英國的文化。
近年來，關於中國“富二代”留學生在發達國家不務學業、遊手好閒的報道從未斷過，而據王立衡觀察，這只是局部現象，並不能因此而“一棍子打死”整個留學生群體。她説，中國赴英留學生有不同的圈子：
第一類被稱為“奢侈圈”，他們無心向學、生活紊亂，終日癡迷于名牌服飾、奔波于影院食店。這類留學生集中于倫敦等大都市，在王立衡所在的“無聊”的小城市，即便留學生們主觀上有這方面的意願，客觀條件也不具備。她認為，“缺乏誘惑”的環境給她的學習創造了有利環境。
第二類是“學術圈”，這類人在低齡留學生群體中並不少見，因為有在英國考大學的壓力，他們每天為學習而忙碌，成績都還不錯，作為努力的回報，考上的大學基本上也都不差。
第三類是“大神圈”，他們學習成績好，英語特別溜，而且最愛跟英國同學一起搞課外活動，最終考取的都是牛津、康橋等頂級名校。留學生們把他們視為偶像，戲稱為“大神”。
留學日本
不打工是可恥的事
賈慶生早在1998年赴日本留學，目前是廣州出國留學仲介機構“啟德教育”日本項目部的負責人。他在媒體上看到汪某刺母的新聞後感覺不可思議：“我無法想像，一個赴日留學生，供他留學的母親月收入只有7000元，他卻可以連續5年不打工。要知道，在很多留學生眼裏，不打工是一件非常可恥的事情。”
“不打工，這個留學生也就缺失了一種社會教育。日本本國學生也都要出去打零工日本的文化就是這樣的。”
賈慶生表示，他認識的留學生中，90%以上都在打零工。按他估算，留學生即使打工不算太勤奮，一個月下來也能賺到10萬日元(約合8000元人民幣)，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留學生及其家庭的經濟壓力。
賈慶生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到日本後先上語言學校，每年花費12萬~15萬元人民幣；上普通大學，每年花費15萬~18萬元人民幣，如果要上早稻田大學這類私立名校，花費更多。如果留學生堅持課外打工的話，一年可賺八九萬元人民幣，能幫家裏減輕不小的經濟負擔。”
但並非所有的留學生都會外出打工。王立衡説，在英國，勤工儉學的中國留學生並不多，因為這勢必會分散留學生相當部分的精力；對自費留學的同學來説，時間就是金錢，外出打工得不償失。
2年前王立衡到英國時，約翰雷格中學的年學費是五千英鎊，今年新入學的學生年學費將升至一萬一千英鎊，寄宿費、生活費都跟著漲。
那些課餘打工的中國留學生一般在中國餐廳接聽外賣電話或送餐，工作時間比較長，得從下午五時一直忙到晚上十一、十二時。
對於留學生打工的問題，王立衡的父親王曉華很有發言權，他是廣東省政協常委、廣東廣信律師事務所的主任。2001年，40歲的王曉華為了拓寬視野，自費遠赴英國留學。在那裏，他遭遇了一件讓他很生氣的事情。
那段時期，中國留學生圈子裏存在“假讀書、真打工”的情況。在英國，勞動報酬必須通過銀行轉賬，英國政府從2003年1月開始使出了“狠招”：下令所有銀行對就讀英國語言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一律不開設賬戶只針對中國留學生。由此一來，那些初到英國的中國留學生便失去了應聘打工的機會。
這道帶有歧視性的“禁卡令”給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帶來了諸多麻煩，沒有了銀行賬號，他們只能隨身攜帶大筆現金，現金被盜情況時有發生。直到2年後，這道禁令才被取消。
學成歸國後，王曉華向廣東省政協遞交了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建議，他認為，全社會都應關心留學生、尤其是低齡留學生。中國政府應向日韓學習，通過使館加強對留學生的管理和幫助，並出臺規章，對這個群體加以管理。（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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