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2月21日，著名藝術家、美術教育家、中國國家畫院中國畫研究院首任院長張仃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為深入探討張仃先生的藝術成就、藝術思想和學術影響，2010年3月16日，中國國家畫院在該院會議室召開“張仃學術研討會”。出席研討會的有：中國國家畫院院長楊曉陽，常務副院長盧禹舜，副院長解永全、張曉淩、張江舟;中國國家畫院前任院長、現任藝術委員會主任龍瑞張仃夫人理召，張仃長子張郎郎;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吳長江;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梁江;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邵大箴、薛永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水天中;《美術觀察》雜誌主編李一;《美術》雜誌執行主編尚輝;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袁運甫、盧新華;張仃藝術研究者李兆忠;中國國家畫院創研部主任趙衛，中國國家畫院一級美術師李寶林，以及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趙立忠、阮宗華等。
研討會由中國國家畫院常務副院長盧禹舜主持。盧禹舜首先闡述了本次研討會的宗旨，他説，張仃先生是中國美術界的一代宗師，他既是焦墨山水畫的大師，又是新裝飾畫的創造者和實踐者，還是傑出的美術教育家。張仃先生一生都與中華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無論他在延安時期創作的木刻、宣傳畫還是建國後的壁畫、水墨寫生作品以及後來的焦墨山水畫，都連接著歷史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張仃先生雖然離我們而去，但他的藝術、他的品格、他的學養，都永遠值得我們學習與研究。今天請各位專家在緬懷這位前輩的同時，各抒己見，深入地探討其學術價值。
中國國家畫院院長楊曉陽代表國家畫院，對與會者表示歡迎。他隨後説，中國國家畫院的前身中國畫研究院是在張仃先生親自參與下創辦的，他既是中國畫研究院院委，也是中國國家畫院中國畫研究院首任院長。由國家畫院舉辦張仃先生藝術研討會，是我們的責任。本次會議也是國家畫院許多重要工作中的一項，研討張仃先生的藝術，可以促進國家畫院的學術建設。在中國社會蒸蒸日上、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張仃先生逝世了，這是美術界乃至文化界的重大損失。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重視文化的發展，重視像張仃先生這樣的巨匠。我們對他的藝術，包括他的生命，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如果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充分，我們的損失可能就會少一些。張仃先生是一座高山，甚至可以説是一條綿延不絕的山脈。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人格更是值得景仰。對張仃先生做全面的研究，還有待以後逐步進行。按照文化部的要求，國家畫院的創作、研究應該代表中國美術的最高水準，我們的業務應該覆蓋美術的各個領域，確定規則，因勢利導，引導向中國美術健康發展。從現在開始，我們把張先生作為個案專門提出來，作為國家畫院對大師系列研究的開端，非常有意義。
此前，楊曉陽曾以《欲哭無淚悼張仃》為題撰寫專文，寄託對張仃先生的哀思。文中説，張仃先生在很多領域的成就都與民族的民運、時代的需要息息相關。他不僅開一代新風，也留下豐厚的藝術遺産。他的傳奇人生和奮鬥精神，永遠鼓舞著我們。楊曉陽在文章裏還記述了他探望張仃先生的一些細節，感人至深。
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吳長江：張仃先生的創作，涉及多種不同的美術類型，但都遊刃有餘。他的創作使用了中國漫畫、壁畫、藝術設計等造型語言，並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個性。張仃擅長漫畫創作，漫畫的創作又成為他後來年畫、壁畫的創作基礎。他主持創作的大型壁畫《哪吒鬧海》等作品已經進入中國美術史。他的焦墨山水創作，在繼承傳統元素的基礎上開拓創新，自成一格，開創了現代中國畫領域的一個全新的流派。人如其畫，在張仃先生一生的眾多創作中，山水可見其真心胸。張仃先生克服了焦墨山水的這一傳統難題，在濃墨渴筆中有意韻，在雄渾壯美中見柔美，枯潤的效果相呼應，非常生動。張仃先生特別注重寫生，自1954年他與李可染等人倡導水墨畫寫生以來，他的創作無不具有現實感，作品流露出鮮活之氣。作為一名美術教育家，張仃先生堅持真理，勇於進取，循循善誘，孜孜不倦，為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培養了無數人才，為美術教育工作者樹立了光輝的典範。張仃先生主持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工作後，挑起了學術領軍的大旗，在師資和學術研究的人才建設上不遺餘力，奠定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發揚優秀傳統、吸收外來藝術精華、注重理論聯繫實踐、適應社會建設需要的教育教學方式和人才培養機制。張仃先生還曾擔任中國美協壁畫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國工藝美術家協會副理事長、中國畫研究院院委、黃賓虹研究會會長等職，在新中國美術事業的組織管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國家畫院前任院長、現任藝術委員會主任龍瑞：回憶了自己三十年前參與北京地鐵西直門站壁畫創作的情景(當時該項目由張仃主持)，認為自己當前從張仃先生身上受益匪淺，認為張仃先生從學識、人品、藝術上，都對學生産生非常大的影響。張仃先生把他對祖國、民族的熱愛傾注到自己從事的事業中，為後人樹立了榜樣。
中國國家畫院常務副院長盧禹舜：回憶當年得到張仃先生親自指教、鼓勵的往事。他説，初識張仃先生時，自己還是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1987年，中國畫研究院(中國國家畫院前身)安排一場畫展，集中展示四為青年畫家的新作，自己有幸與陳向迅、趙衛、陳平成為參展作者，組成了"四人山水畫聯展"。
該展覽得到張仃先生的大力支援與無私關懷，最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當時正值中國傳統藝術遭受西潮衝擊之時，張仃、葉淺予、李可染等前輩對展覽的支援，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時隔十一年後，中國美術館又舉辦了"四人山水畫聯展"，張仃先生以耄耋之年，親自主持展覽，讓四位畫家受到莫大的鼓舞。盧禹舜強調説，張仃先生豁達睿智，心境淡泊，對祖國、人民具有赤子情懷，他的人格學養不僅輝映著當代藝術史冊，更將激勵著後學。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袁運甫發言：張仃先生從未把自己當成名家，更沒有以領導自居，而是始終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普通的藝術工作者。張仃先生的勤奮給許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即便在八九十歲時依然勤奮，在寫生領域下的功夫更是世所罕見。在教學中，張仃先生始終強調生活和創作的不可分割性，他對繪畫中的"線"有自己的要求，而且經驗豐富，非常清楚如何解決創作過程中遇到的難題。張仃先生堅持真理，即便在遭受巨大的打擊後，還是堅持説真話，決不弄虛作假。張仃先生立足於民族藝術傳統，但追求創新精神，而且視野開闊，對不同民族優秀文化元素的吸收能力非常強。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邵大箴：張仃先生有自己深厚的學術積累，他尊重中國傳統文化，但他的視野又非常開闊。張仃先生在青年時期拜訪過畢加索，20世紀50年代向國內藝術界推介過畢加索，所以人們稱張仃的藝術是"城隍廟加畢加索"。張仃先生的思想非常自主，非常寬容，他對待人、對待藝術都是如此。張仃先生説話不多，但只要是他認準的東西，他的態度就非常明確。他認為，中國的藝術要發展，必須繼承中國的傳統藝術，還得主動吸收外國藝術的營養。在筆墨問題上，張仃先生不同意吳冠中先生的觀點，但他在堅持自己觀點的同時，仍尊重吳冠中先生。張仃先生醉心焦墨山水畫，並破例地開了幾次學術討論會，目的在於聽不同的意見，特別是批評意見。張仃先生，以及李可染等先生，都提倡中國畫寫生，這一觀念對中國畫走出封閉的、陳陳相因的固有模式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水天中：張仃先生生活在中國的文化新舊交替的時代。新舊轉變之際出現了很多斷裂，引發很多衝突和矛盾，在這個時候需要什麼力量?需要高瞻遠矚，以宏大的魄力把新的元素和傳統的元素聯繫起來，把我們原先被破壞的、被遺忘但仍然有價值的東西重新引到大家的視界中去。張仃先生承擔的，正是這一歷史使命。張仃的宣傳畫以及一些藝術設計作品，都把革命理想、現代藝術審美趣味以及民間藝術的活力結合起來，得很了不起。如果沒有像張仃這樣一批仁人志士，新中國的藝術可能就是另外一種面貌了。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薛永年：張仃先生既是革命家，又是藝術的傳承者和創造者。無論對於現代藝術的借鑒，還是對傳統藝術的發掘，他都是走在時間的前面。任何時期他都有主見，且旗幟鮮明，領導潮流。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畫的發展問題成為繞不過去的課題，可是，如何讓山水畫擺脫徐悲鴻等人批判過的"八股"模式並走向自然、走向生活?張仃以及李可染、羅銘三位先生用自己的藝術實踐回答了上述追問，他們的寫生活動改變了山水畫的發展路向。到"85新潮"之後，我們的眼界打開了，但也出現了把傳統簡單化乃至和反傳統的現象，而恰是在1986年，張仃先生組織了黃賓虹藝術研究會，讓傳統重新受到重視。走在時間前面，意味著不隨大流，更不是刻意求新求異。真正走在時間前面，需要眼界，需要勇氣，需要大智慧。
中國國家畫院一級美術師李寶林：當年李可染在改革中國畫道路上非常艱難地走出第一步，他的支援者和知音就是張仃先生。李可染先生素來謹慎，在外出寫生前，似乎有所顧慮，但這個時候他跟當時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國畫係黨支部書記張仃先生談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這個想法不但得到了張仃先生的鼓勵，而且張先生還親自跟羅銘一起，跟李先生出去寫生，此舉動對中國山水畫的發展作用極大。
中國美術館副館長梁江：前幾天中國美術館舉辦了張仃作品展，題為"風範常存"。"風範常存"有兩個含義，一是説張仃先生人格風範常存，二是説他的藝術風範常存。張仃先生不但支援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科研與教學工作，而且支援中國美術館的收藏工作，他不計較條件地慷慨捐贈給中國美術館許多力作。當年張仃與李可染、羅銘在北海公園舉辦寫生展，是中國畫壇上一個標誌性的事件，也是中國畫現代轉型的節點。張仃先生的焦墨畫達到了"化境"，他的成功得益於寫生，也得益於西畫，其中包含著現代的、傳統的、民間的各種營養。張仃先生對於中外的藝術都能作出準確的判斷，而且能成功吸收其有益成分，融會貫通，從而到達通慧之境。張仃先生的藝術，體現出當代中國的視野與胸懷，他的意義正在於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