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宋生貴
動筆寫作之前，我特意打開桌子上的《現代漢語詞典》，查閱“激進”一詞的涵義，解釋甚簡，只是兩個字“急進”。繼而再追查“急進”，解釋為“急於改革和進取”。如果逆向代換，則可以説“急於改革和進取”是“激進”之要義。
“改革和進取”是人類發展、社會進步的需要。但健康而有益的實踐，應該是腳踏實地的，一旦“急於”開道，情況就不好説了。很少見到“急於”者的成功範例，失敗教訓卻比比皆是，如上世紀50年代末那場曾席捲中國大地的“大躍進”熱潮。
“大躍進”作為一個特殊的概念已成為歷史，但仍然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激進”的做派卻並未消沉。別的行業不説，就我本人所在的高等教育領域而言，即時不時會聽到激進之聲，看到激進之舉。照理説，教育尤為重理性、講規律，不該因“急於”而妄為。可是要知道，現實中常常有與“應然律”不對位的情形。回頭看高等教育幾十年的歷程，確實不乏波起浪涌。遠的不説，就看近20年來的表現。先是緊追“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潮，打出“教育産業化”的旗號，試圖以教育“拉動內需”，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於是，原本以“教書育人”為主旨的學校，開始在許多方面傚法企業。在“放于利而行”的運作中，大學校園裏鼓蕩起種種揮之不去的浮躁之氣，學院的斯文漸趨掃地。當然，也有某些弄潮兒應運而生，如賣餡餅的“教授”、辦公司的校長等等，他們一時間出盡了風頭。
“教授”煎烤餡餅的油煙氣味還在校園內外飄散著，又一個激動人心的口號開始回蕩耳廓：“爭創世界一流大學！”與此呼應相隨的是，風起雲湧的高校“合併”潮，當然包括一些迫於行政指令下的“拉郎配”；熱情高漲的圈地擴建，包括在城市週邊興建大學城，而且許多高校的建築在攀比中攀升，僅校門之壯觀即不乏超一流者（絕對勝過哈佛大學等世界名校的校門)。似乎“一流大學”會隨著大規模、大建築特別是大校門的出現一同到來。可實際情形如何呢？至少到目前為止，進入“世界一流”的跡象尚不明朗。
曾任哈佛大學校長長達20年之久的美國著名教育家科南特説過：“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於它一代一代人的品質。”由此我很自然地想到我國教育家梅貽琦説過的那段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顯然，他們格外注重的是大學的內涵、實質，以及其應有的學術品格。而當下某些管大學的官員與大學掌門人似乎更看重表像和門面——這確實見效快，更容易與政績掛鉤。對於官場運作而言，無疑是“明智的選擇”。不過，這些人很喜歡以“教育家”自居，站在高高的權力平臺上，以為言之所及必為高論，手之所指必為正途。這到底是高等教育的幸事還是不幸，只有交給規律和時間去檢驗了。
與擴建互為因果的，是起始於20世紀末的“擴招”——即擴大招生計劃之謂。此潮起勢不凡，來勢猛烈。陡然間大江南北的各類大學幾乎都在成倍數地擴大招生，表現尤其出色的當數“三本”院校，以及形形色色的由中專“升格”的職業學院。大學門檻一降再降，圓了更多人的大學夢，甚至以往連做夢也不敢想上大學的人，如今都以200分左右的總分成績（滿分750分）坐進了高等教育的殿堂。據説僅以此一舉，使我國的大學“毛入學率”便一躍超過了不少發達國家。此一“躍進”不可謂不大啊！
當然，這同樣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僅大學自身而言，因教育資源特別是合格師資的嚴重短缺，教學管理的捉襟見肘，教學運作環節的“偷工減料”等等，必然導致表面繁盛而內涵稀鬆的狀況。再加上生源入門時的起點偏低，教育教學品質的下滑勢在必然——其實已有事實為證了。隨著這副多米諾骨牌的繼續推進，那些在“擴招”潮涌入大學的青年人，滿懷期望捧上畢業證書尋求職業時，猛然發現所到之處原來並不缺少大學生，而是缺少安置大學生的位置。胡適早在1934年批評當時的教育積弊時就指出：“粗製濫造的畢業生驟然增多了”，導致許多人“拿著文憑尋不到飯碗”。
當代社會的進步，文明的推進，離不開高等教育的發展。但真正的發展一定是合規律的、循序漸進的。當然，若在教育之外別有所圖，那就不是我輩能夠看懂的了。有不少手中掌握權力的人，很愛所謂“超常規、跳躍式”之類的舉措，而偏偏不看好“循序漸進”，也沒有等待“水到渠成”的耐心。所以，“急進”“激進”時不時會大行其道。至於這後面的背景與推力，實在是太複雜、大微妙了，筆者無能細研。但有一點是可以斷言的：凡不遵循規律者，必受規律所懲罰。其實這已是老話了。魯迅説過：“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這樣的境遇，如果僅涉及個人，那也問題不大，即便栽了跟頭，碰得頭破血流，那是自作自受；而如果牽涉一個地區、領域甚至與更多人命運相係的大事業，損失無法估量。正因如此，我常對那不乏慣性的激進思維與激進舉措，有著深深的憂慮，尤其不願在自己所供職的教育領域遭遇“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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