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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先生談書法學習

藝術中國 | 時間: 2009-12-23 14:42:12 | 文章來源: 藝術中國教育網

記者:啟先生,您好:首先感謝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受採訪,您是我們書法界的老前輩,學問、書法享譽海內外。能不能先清您談談您是怎樣走上學書、治學這樣一條道路的?

啟功:感謝《書法》雜誌和各位朋友對我的關心。老前輩,學問、書法如何如何,我不敢當。我一直認為,我夠不上一個書法家,我的職業是教書,寫字、畫畫都是業餘愛好。怎麼走上這條道路的?我祖父能畫些寫意花卉?我小時候喜歡畫畫,受了祖父的熏陶。因為常看到他老人家拿著筆,花鳥蟲魚,草草幾筆而成,那時我想當個畫家挺有意思的;後來就賈拜賈義民先生力師。賈先生博通畫史,對於書畫鑒賞也極有素養。常帶我到故宮博物院看陳列的古書畫;後來又介紹我認識吳鏡汀先生,跟吳先生學。學了一段,挺有長進。慢慢就有人求畫來了。有一次,一位長親命我畫一幅畫,説要裝裱後挂起來,我感到很光榮。但長親又説:“畫完後你不要落款,清你的老師題寫。”那意思是説,我的字太差,這對我刺激很大。從那時起,我就下決心寫好字,給自己爭口氣。這樣一輩子就跟書法結下的不解之緣。後來承恩師陳垣先生的提攜,在輔仁大學教國文,研究詩詞、韻律、文法。抗戰勝利後當過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負責鑒定古文書和文物,也在北京大學博物館係兼過教授。解放後又參加過《紅樓夢》程乙本註釋,《清史稿》標點,這些都是對我一生很有意義的經歷。因為學海無涯,每一個工作都促使我去學習、研究,這樣我也就在文史、文物、書畫方面積累了一些經驗。不敢説有多少成就,一輩子都在學倒是真的、學問方面是這樣,書法方面也是這樣。

記者:您學習書法是從哪入手的?能不能請您在這方面具體談一談?

啟功:關於這個問題,我寫過一首詩,收在了前幾年出的《論書絕句》裏,第四首、詩是這樣寫的:“先摹趙董後歐陽,晚愛誠懸競體芳。偶作擘窠釘壁看,旁人多説似成王。”詩後邊我作了説明:我六歲入家塾,最早學的是先祖自臨的歐陽詢《九成官醴泉銘》,蒙著帖照著寫。後來十一歲見到顏真卿的《多寶塔碑》,略識其筆趣,但那時對筆法理解還很膚淺,談不上學書。二十多歲時得到趙孟俯書《膽巴碑》,特別喜歡,學了一段時間,人説我的字像英煦齋。當時我學畫,畫畫得還可以,題款字難看。於是學董其昌,得寫字行氣,但骨力不行。後來得到羅振玉藏《宋拓九成宮碑》精印本,不知是宋人重刻的,見它清潤肥厚,認為不啻墨跡,於是逐字以蠟紙勾拓而影摹之,這是我學書的打築基功夫。以後雜臨碑帖以及歷代名家墨跡,其中又以臨習智永《千字文》墨跡時間最久,下功夫最深,學得也最苦。要説學習的經驗,我覺得要做到寫字要做到“骨肉不偏”,很難。為了增強字的骨力,又臨《玄秘塔碑》若干通。這樣經過幾年努力,偶爾給人用楷字寫對聯,人見了就説我的書法是學乾隆時的成親王的,實際上成親王的帖我一次也沒有臨過。

記者:清代書法家梁山舟與張芑堂淪書,曰“學書有三要”,“天分第一,多看次之,多寫又次之”。晚清楊守敬在《學書邇言》中又加以“二要”:“一要品高,二要學富。”您覺得一個人要在書法方面有所成就,應該怎樣設計自己的道路?這“三要”、“二要”,應該以哪個為先?

啟功:這五種啊,後兩種我都不配。 “品高”我不配,我不配談品高,我也不配談學術有什麼收穫。那前三種我是這麼想:多看、多寫是真的。張芑堂説第一要天分。這個天分就很難説了?有人很笨,寫久了也能成他一個規格、體勢。多看是重要的,多寫也是重要的。無論如何,眼睛老看,手老寫,看得豐富極了,他也就可以隨便批評淮對淮不對了。當然那個對不對的內容,他説的就未必對了。你想想,各人一個手法,各人一個習慣,他説不合他那個習慣,就不對,那恐怕也不合適。所以我覺得還是得多看多寫。多寫多看這才重要;但是只多看多寫還是不行,我覺得還得多臨。拿那個古代某一家的方法,他那個結構、位置很重要、我是這麼想的。這是我個人一個不成熟的感覺。所以我曾想,寫字有三個次序。把一個字拿來,鑒賞一個字,比如是“天”或者是“三”,簡單的筆畫。眼睛看著,手底下筆寫著,寫完了並不好看。第二就摹著寫。薄紙鋪在帖上頭,現在更方便了,有塑膠薄膜,蒙在帖上,不致泅到帖上,按著筆畫寫。第三,就對著字帖再寫。經過這三個,就截然不同了。我是笨辦法。我覺得臨也很重要,光看恐怕不解決問題。另外,我覺得梁山舟、張芑堂、楊惺吾三家論學書入門,有一個不足的地方,都是偏向“神”,這是不全面的。如果一個學書的人對字的“形”尚不熟練,怎麼能看其“神”?所以我以為,學書入門似宜先熟記其“形”。記“形”的方法,應該先記其形狀、長短。如某字某筆長、某筆短,什麼角度,什麼方向,等等,實際上書法問題,在基礎階段,都是很細碎具體的東西,你會了就有模樣,不會就沒模樣。所以初學的兒童,應該先寫“照格”,蒙著寫;後寫“背格”。熟悉了,再看帖寫字。如果初學的識字不多,即要求其看其“神”,問其神要行要坐,還是要飛,恐怕未必能説得出來。拙見以為,入門者(只論初學,不論年齡),先看帖上一個字,即倣寫一個字;二用透明紙罩在帖上描寫一次;三,再對帖臨寫一次。如此寫上一段時間,而逐漸記住某字某筆長、某筆彎彎曲,字的形狀逐漸熟悉記住,這樣入門,從“形”到“神”(全貌)就逐漸可以了然。

記者:古代書家談學書、臨帖,很多人説先要“入帖”,然後再“出帖”,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啟功:“入帖”、“出帖”前人確實談得很多,但有些説法過於絕對化。我覺得“臨帖”如同寫靜物、畫石膏像、畫模特兒,沒有什麼秘密。眼手相應,日久熟練,並無神秘可言。一個文盲,簽字時他只能畫“十”字。三個文盲同時各畫一個“十”字,一定是既有相同,也都互相不一樣:他們三人都能寫出具有某種共同特徵的“十”,是因為有一個標準的“十”在大家心中,大家都照著心中的這個標準寫,這就是“入帖”,但每個人總有一些自己的特點,互相不一樣,有個性風格,所以“出帖”也是自然的。我過去曾講過,“臨帖”要完全達到和古人一樣是很難的,不“出”也得“出”。學一點古人的,在達不到的地方,自己想辦法變通解決,用自己的方法來處理,慢慢地個人的特點也就有了。很多書家的風格實際上就是這樣形成的。

記者:您的《論書絕句》裏面還有兩句詩,説“透過刀鋒看筆鋒”、“半生師筆不師刀”。這裡的“師筆”、“師刀”怎麼理解,您能否作一些解釋?

啟功:“師筆”、“師刀”不是什麼“神話”。從前沒有攝影、影印,碑上、帖上的字都是刻出來、拓出來的。一個筆畫,至少要上下左右四下而刻成,讓人看了覺得是方塊,實際上在寫者只是一抹而成。近人便説古人用“方筆”,不用“圓筆”。又説古人用筆按“八卦”方向,有“始艮終乾”之説。(見圖)這是用錐形毛筆畫出方形筆畫,這樣寫字,每筆描成方形,不應是運筆寫字的常道: 一塊碑上幾千個字,如果每筆都這樣畫。那多麼久遠才能寫完呢?我們看古碑“筆道”刻成方塊形狀的字,要看筆道之間的關係、方向、斜正、距離,把它們背後的筆法看出來,它們多屬一揮而成的一筆,而不是一個方塊。這就是我的“師筆”不“師刀”的意思。我以為書法是毛筆書寫的藝術,刀刻是不得已的變通手法。所以説“學書別有觀碑法,透過刀鋒看筆鋒”,正確的筆法,應該在筆寫的書跡中找;看刀刻的碑刻,要透過刀法看筆法。而不要見了矯揉造作、毫不自然的刀刻效果,以力這就是古人筆法。

記者:趙孟頫有一個著名觀點,即“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功”。您怎麼看這兩者的關係?

啟功:這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用筆與結字,哪個重要?我認為結字重於用筆。理由很簡單,“用筆”管的是筆畫的形狀問題,“結字”管的是整體的效果問題。一個字筆畫不夠標準優美,但擺好了,這個形象還能湊合過得去;如果筆畫局部都很優美,但擺得東倒西歪,那能不能成字都將成為問題,還談得上什麼美?王羲之的書法是歷史公認好的,但如果我們把帖裏的字剪一個出來,把筆畫分別鉸開,隨便一擺,那還能是王義之嗎?所以“用筆”和“結字”問題,雖説兩者不可偏廢,對書法學習來説,我認為還是應該以“結字”為先。尤其是初學者、以我個人的體會,“結字”是有規律可循的、掌握好了可得事半功倍之效。一是宇的比例,漂亮的字幾乎都存在一個五比八的規律,這正好和西方藝術理淪中的所謂“黃金分割率”相合。這是通過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可指導每個字的書寫,二是注意字的重心,一般説來,造型優美的字,重心不在字的正中間,而在中間偏左上方一點的位置,這是因為人們的視覺誤差和審美習慣造成的。這一規律也非常重要,決定漢字形象最終能否寫得優美。

記者:啟先生,以前我在報章上曾看到,説您談到書法學習,曾提出學書要有“三問”,對初學者很重要。這是您個人學習心得的總結吧!

啟功:其實也是前輩的教訓。“三問”是“問人”、“問己”還有“問墻”。所渭“問人”就是在初學的時候,要經常找機會向身邊的前輩或書家請教,問一問他們的心得,吸收他們的經驗。尤其是那些有豐富經驗和獨到見解的老前輩,他們的活語重心長,要認真地領會、嚴格地執行,不要馬虎、隨意,自作主張。隨著時間的推移,問的人多了,見的廣了。過個三五年,自己的認識也提高了。這時就要多動腦筋,問一下自己該怎麼寫,自己感覺怎樣好就怎樣寫,即所渭的“問己”。再隨著時間的推移,應當把字放在墻上看看,看看能不能撐得住墻,有句老活,叫「字怕懸」,在下面寫的時候看著挺好,放在墻上看就不大好啦,這時候你就要想法糾正這種差別、此後,你還要經常請別人看看墻上的字如何,是否符合大眾的審美要求,大家説好的地方可考慮保留,大家説不好的地方就應該考慮修改。這樣反覆地修改練習,就會和書法應有的規律相吻合,從而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字的規律寫,慢慢走向成熟,成為有造詣的書家。這就是“問墻”。

記者:書法史上很多書家把“德”、“學”作為書法藝術的內在要求,但歷史上確實不少大學者、儒學大師書法一般。怎麼理解這一矛盾現象?在現代社會競爭激烈的社會條件下,書法家應該怎樣立身處世?

啟功:“德”和“學”每個人都要講求,但這是社會問題、道德問題,與藝術方法不是一回事。末代的蔡京、秦檜是壞人,他們的字寫得很好、後來的朱元璋、袁世凱,寫得也不壞、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大家也向他們歌功頌德。假如拿出他們寫的殘紙片,大家不知是淮寫的,那又怎麼評論寫這字的人是好是壞呢?寫字的人,多半是知識分子。既是知識分子,就要知道仁義道德。所以書家講道德,理所應當,現代社會競爭激烈,但做人的基本原則總述是不能丟、總不能把禮義廉恥都扔一邊。這不僅僅是對書法家的要求,對整個社會都應如此。寫字與德、學是兩個問題。這好比我們世俗的人見一個僧人,先問他是否吃肉喝酒。如吃肉喝酒就認為他不算好和尚。其實佛釋迦牟尼出家後,每天挨家乞食,也沒聽説佛乞素食。佛不專乞素食,難道就是假佛嗎?

記者:最後一個問題。啟先生,能否請您談淡對近二十年書法發展的看法?

啟功:近二十年書法的發展,我不知道。通行篆書時代的人,無法預知漢隸的通行,漢代的人無法預見真書、草書的流行。五十年前的人無法知道今天的規花字、我們不是神仙,不能知道未來的字體!

——摘自《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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