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千年古鎮楊柳青的保護性開發，年畫在今天這個時代能否重新回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來，借助藝術的手段實現自身的提升、同時通過融入現代設計元素産生、創造一系列的相關衍生産品，進而發展成為一個有當地特色的支柱産業乃至一種新時期民族美學的載體，恐怕是繞不過去的一個話題。

週末徜徉在楊柳青明清街，這一運河邊體量龐大的倣古建築裏藏著幾十家銷售年畫的商店，當地最大的幾個年畫作坊諸如玉成號、年畫張、古柳祥、白俊英年畫社都在這裡有著門店。雖然是春光明媚的週六日，街上仍然遊人稀少，走進年畫店詢價的更是罕見。進了幾家店，很長一段時間裏均只寥寥數人出入。而店內所挂年畫大同小異，基本上就是最為常見的“蓮(連)年有魚”抱魚娃娃和門神。詢之店主，答曰：這些都是最好賣的。所謂好賣，就是很多人進年畫店就是為了買些有當地特色的東西送禮，挑選的往往就是最為眼熟的。久而久之，畫店墻上挂的便成了一色兒的“娃娃”。即便如此，楊柳青一年的年畫銷售額據説也在千兒八百萬以上；加上天津市裏的楊柳青年畫社，整個楊柳青年畫的年銷售約在三千萬元左右。確切的消息是，天津市文化局下屬企業中，年畫社是不多的幾家賺錢的企業之一。

年畫張的主人張克強幾年前在距離明清街幾條巷子之外的安家祠堂設了年畫館，不過年前因為政府在隔壁新開了王樹村收藏館而偃旗息鼓，只留了自家的作坊還駐紮在那裏。他手下有二十多畫師，每年銷售年畫也在幾萬張。説話間他還接到某局電話訂單，要大幅的《紅樓夢怡紅院》年畫兩張。張克強是楊柳青年畫技術創新派的代表人物，傳統上年畫都是木版印刷，但近年來一些年畫店已開始運用現代絲版印刷技術製作年畫墨稿。坐在畫坊的小馬扎上跟他聊天，談到對楊柳青年畫史有重大影響的高桐軒、錢慧安將文人畫的創作特點引入楊柳青年畫，如同今天我們覺得珠山八友未免老套，可是這些在當年何嘗不是一種形式和內容的創新或曰離經叛道？

在晚近的四五百年時間裏，年畫曾經是中國人城鄉家庭最大宗的家庭裝飾品。無獨有偶，幾年前在深圳的文博會上，曾經聽法國歷史最為悠久的瑪格畫廊傳人悠悠瑪格説起，歐洲的家庭，往往喜歡拿版畫裝飾墻面，因此售價兩三百歐的版畫遂成為畫廊最大宗的長銷産品。那麼，年畫今天還能重新進入中國人的家庭嗎？履新不久的天津文化局長倒是有頗為開明的想法，他説年畫為什麼不能有像畢加索那樣抽象風格的作品。其實，十幾年前我在陜西安塞群藝館買的館長婆姨畫的“趕驢車農漢”農民畫就是一幅抽象畫，至今還好好地挂在家裏。

與西方至今不衰的海報類似，年畫説到底也是一種媒介，通過象徵、隱喻及有意味的形式表達趨吉避兇的濃烈情感和美好追求。在楊柳青出生的年畫大藏家王樹村看來，年畫傳遞出來的教化作用乃至社會變革資訊、歷史價值才是他收藏年畫的真正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期間包括“草原英雄小姐妹”在內的一批優秀現代年畫作為宣傳畫之一種，或許可以視為年畫史上的一個短暫復興期。

有人認為，在今天這樣一個傳統年味日淡的全球化消費時代，年畫的沒落似乎無可避免；也有人質疑，電子化、數位化、動漫化的年畫還是年畫嗎？不過，我倒是想起一年前在華·美術館舉辦的田名網敬一設計展上看到，這位大師級的藝術家作品中赫然就有桃花塢年畫的影子，而他的作品早有與優衣庫等時尚品牌合作的歷史。在王樹村年畫收藏館轉了一圈出來，想到的是，與其爭論年畫會否復興，倒不如先問問自己，是否真的了解年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