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下午，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陳先行登上兔年首期文匯講堂，與對話嘉賓、上海圖書館副館長周德明及在場聽眾共同探討“古籍善本收藏熱”。
海外善本不斷回歸，國、民財力不斷提升，善本收藏價格仍有較大上升空間
當前文物市場很熱，就古籍善本而言，最奪人眼球者，一是新近國內有買家花了1300多萬人民幣從日本購回一部宋刻孤本《鉅宋廣韻》(南宋福建麻沙鎮劉仕隆宅刻本)；另一是在西泠印社公司2010年的秋拍上，一部清代顧廣圻校乾隆盧氏雅雨堂刻本《戰國策》以800余萬人民幣成交。此類善本尚存於世卻不為人所知，本屬國寶之物，既然流通于市場，自然隨行就市。其成交價格貴不貴呢？縱向比較，已創新高，當然是貴的。如果橫向與書畫比較，2010年書畫市場有10件拍品成交價超過億元人民幣，那善本價格不就只是書畫價格十分之一、八分之一嗎？目前我國經濟發展處於快速上升階段，我認為古籍善本從整體上説價格仍然不貴，只是真正懂書、好書之士還不夠多，許多人意識不到。
市場上有這麼一種現象，書畫作品似乎人人可欣賞點評一番，面對古籍善本多數人則望而卻步；一幅經乾隆皇帝題跋的畫，雖然其題于畫面留白之處，畫面效果已遭破壞，卻非但未貶值，反而受哄搶，而一部宋刻孤本，其文獻價值無可比擬，又有多少人明白呢？
據我所知，民間早有若干有識之士從書畫市場轉向古籍善本市場了。有的收藏者相對投入不多，憑藉其遠見卓識走在別人前面而跑贏市場。故真能玩書者，能玩出真諦者，多為飽學儒雅之士。
就古籍而言，我們看到的客觀事實是，多年來，流散海外的善本不斷回歸，人們重視與保護古籍的意識普遍增強，這不正是民族素質提升、精神文明加強的體現嗎？這既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突破，也是歷經近20年的實踐才形成的成果。
10年升值超過10倍，450萬美元購“翁氏藏書”標誌著古籍收藏進入新時代
自上世紀90年代拍賣市場出現後，和其他文物一樣，古籍收藏進入一個全新時期。由於當時民間懂古籍版本的人很少，市場波瀾不興。直到2000年春季，上海圖書館在市政府的支援下，以450萬美金從美國買回清末兩代帝師翁同龢的80種542冊藏書，人們才如夢初醒：原來古籍那麼值錢。
當時有人認為上圖出於某種目的把書價炒高了。作為購買翁氏藏書的具體執行者，我堅信“亂世散書，盛世聚書”，翁氏藏書在戰亂時期流往海外，如能回歸祖國，是國力強盛的體現，也是執政者保護與弘揚中華文明的體現，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而這批以《長短經》、《集韻》等八種宋刻孤本為代表的藏書，確實具有很高的文物與文獻價值，無論從哪種角度，都會對相關學術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關鍵問題是，用450萬美金(當時約合3600余萬人民幣)買這批書是否物有所值？我在核實版本的前提下，冷靜地算了一筆明白賬：當時宋元版的市場起拍價格一冊在8萬至10萬元人民幣(實際成交價都數倍于起拍價)，而翁氏藏書有11種宋本、4種元本，共計263冊，按起拍價格算已在2600萬人民幣上下，此外還有60余種稀見明本與名家稿抄校本，幾乎皆能納入國家二、三級文物之列，其總金額並未偏離市場的價格；又由於多種國寶級版本的唯一性，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間。誠然圖書館不做買進賣出的營生，但市場價格呈上升趨勢是可以預見的。所以450萬美金其實並不貴。何況賣主翁萬戈先生與仲介者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願意場外整體轉讓而不上拍，價格在可控範圍之內。
如今這批書值多少錢呢？按現在的市場行情，至少10倍于原來的價格，即便如此，也一定會有不少公私藏家爭搶，今非昔比，除了國與民的財富有了大幅度增長，更重要的是，懂書的人逐漸多了起來。
作為一名長期任職圖書館的古籍工作者，我至今仍然認為，這或許是我近40年圖書館生涯中做的一件最有意義的事情。它掀起了民間收藏古籍的熱潮。我很清楚，千百年來，祖先留下的這些珍貴文化遺産之所以能保存至今，人民大眾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將來想必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把上圖購買“翁氏藏書”看作古籍收藏真正進入新時期的一個標誌。
圖書館收藏古籍本應比私人藏家更有優勢，改變觀念和大力培養鑒定人才是首要
上圖購買翁氏藏書，充分反映出公家單位的實力。但想不到以後的10年，在市場競爭中，許多一流好書都被私家獲得，公家只能落入當陪襯的尷尬境地。雖然我支援藏寶於民，然而有些書因有其特殊背景，真應該由圖書館收藏。
2005年嘉德公司的春拍，清季蘇州大收藏家顧鶴逸過雲樓的遺藏170余種古籍上拍。其中有一部堪稱國寶的宋本《錦繡萬花谷》(40冊)，《錦繡萬花谷》在宋代多次刊刻，而刻印精美且流傳至今保存完善有如此者，未聞有他。由於這部寶書曩昔作為遺産按冊數勻分給了過雲樓的四房後人，上圖老館長顧廷龍曾數番不辭辛苦挨家挨戶去做工作，希望能出讓給上圖收藏，以免將來遭不測而散失。如果在今天，想成為文化大省的江蘇及其南京圖書館或許會盡力爭取收藏，因為南京圖書館過去已收藏了過雲樓的部分古籍，但在當時他們沒有反應。上圖也未能收購。
這批書後來以2200萬元被一私人藏家席捲而去，我預測過不了幾年，光一部宋本《錦繡萬花谷》就不止2200萬。不幸果然言中，40冊那麼漂亮的宋本，現在一冊都在百萬以上。
由此看來，只有場外交易或政府出面干預，公家單位才有可能拿到藏品，否則拍賣場上的許多好書，圖書館都難以得到。這種情況在圖書館界普遍存在。是公家經費缺乏嗎？至少不全是。通常的原因在於：有些管理者或對古籍價值的認識片面，或畏懼市場，怕承擔責任；體制上的限制也使得預算難以跟上拍賣市場的變化；再就是缺少真正懂行的專家，有錢也未必能識書、買到好書。目前社會上，流通領域與收藏界的行家裏手比圖書館多，他們的水準是在市場競爭中打拼出來的，有的本來就是學問家。從某種意義上説，我們缺乏他們那種求知鑽研的緊迫感與敬業精神，應與他們多交流、虛心向他們學習才對。
公家真想買書，其財力畢竟要強于私人。關鍵得先培養懂書的人，有了懂書的人，好書會不找自來。而當前正在開展的古籍保護工作，正是培養人才的大好時機，切莫錯過。
發佈古籍定級標準與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提供了借鑒標準，但不要機械對號入座
2005年，政府頒發了《國務院關於加強文化遺産保護的通知》，2006年，文化部頒發了《古籍定級標準》；2007年，國務院頒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由此一場規模空前的古籍保護工作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圍繞這一工作，自2008年起，連續3年評審併發布了3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引發了收藏古籍的又一波熱潮。
《古籍定級標準》剛面世時，對之最為敏感的是流通領域，多家拍賣行即刻據此定價。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發佈後，市場也立即據以調整價格。由於《古籍定級標準》將明代隆慶以前的刻本、明清套印本、清乾隆以前的內府刻本等全部納入二級甚至一級古籍；而評審國家珍貴古籍時，又因考慮各地古籍保護工作的積極性，凡屬二級者都能入名錄，於是客觀上造成原來並不見矜貴的版本也走俏市場，價格普遍大幅度上漲。對於這種現象如何評價？我覺得無論公私，都要冷靜面對，實事求是。
總體而言，古籍定級標準有些寬泛。比如對套版印本的定級，該標准將下限至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套印本都納入二級，甚至將閔齊伋、淩濛初刊刻的套印本納入一級，這並不合理。套印本的文本因常有任意的刪節，校勘不精，其價值總體上不高，這是學術界的共識；即使從印刷技術與藝術上評價，閔、淩兩家至多也只是發展者而不能算是真正的發明者；何況除極少數為孤本而另當別論外，大部分套印之書傳本很多，文物價值也不算高，能分別定為一級或二級嗎？上海圖書館有一部套印本《西廂記》原來也定為二級，那是因為有精美的版畫而不是重其套印。如果將明萬曆程氏滋蘭堂刻彩色套印本《程氏墨苑》之類的書定為二級甚至一級，那才是合乎情理的。
又如，該標准將明初至隆慶六年(1572)以前刻本都納入二級，於是大批嘉靖刻本，不辨刻印之精粗與流傳之多寡，統統涌入二級(其實即便嘉靖以前的爛本也很多)，這也是欠妥當的。某家拍賣公司曾經想制訂一個較為精細的定級標準，以區分原刻本與翻刻本、初印本與後印本、稀見本與常見本的不同版本價值。我聽後為我們的工作粗疏感到慚愧與不安。他們的理念是科學的，步子已邁到我們前面去了。
或許由於認識上的不同，該標準對抄本與批校題跋本有點忽略。比如將明末清初以常熟毛氏為代表的影宋抄本定為二級丙等，我認為是看輕了。再如，因根據時代作硬性劃分，萬曆以後的抄本只能入三級，這就意味著諸如明末山陰祁氏淡生堂等名家抄本的價值甚至連套印本、清代內府本都不如。
如果大家認同我的説法，那麼你們是否覺得上述有些版本的市場價格存在較大的泡沫呢？還會盲目去追捧嗎？
編撰“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時，起初為了突出珍貴，少出差錯，想仿傚日本評“國寶”、“重要文化財”的做法，將入選範圍控制在一級古籍之內。由於收藏一級古籍的單位有限，有的省級館一部也沒有入選，便紛紛提出意見，領導層考慮到古籍保護工作需要地方支援，遂將二級古籍也納入範圍。由於二級的標準本來存在問題，不僅給評審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難，最終發佈的名錄也顯得有點寬濫，還發生錯誤。作為參與者，我也應承擔責任，希望假以時日能重新濾一遍，解決疑問，糾正錯誤。
總之，要冷靜看待已經出版的兩部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對古籍愛好者來説，它們既不失為有用的借鑒資料，同時也請各位不要機械地對號入座。
“上圖館藏宋本展覽”不僅利用前人的版本成果，還在質疑的同時做了發展
在當前古籍收藏與保護的熱潮中，無論流通、收藏、普查還是評審與發佈珍貴名錄，公家與私人都會意識到古籍版本鑒定的重要性。但目前各方所作的版本鑒定工作大多只是停留在利用前人鑒定成果的層面上，少有新的研究發明。
説實話，能看懂並利用前人的成果，已算是入門了，但在當今擁有網際網路這類便捷工具的時代是不夠的。以最具影響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為例。這是一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成就最高而享譽海內外的公藏善本書目，凝聚了前輩專家們的心血。然而，在上世紀70年代末編纂時，作為大型聯合目錄，有781家單位向編委會遞交了138471部書的卡片，許多單位買不起影印機而無法提供書影，經眼原書更屬困難，要求其準確無誤，神仙也做不到。所以，如果我們現在有看到原書的條件而不能作出準確的判斷，一味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作憑據，可能前輩也不會原諒我們。
在政府高度重視古籍保護工作的當下，圖書館界如不能對版本學的發展有所貢獻，那是有愧於藏書、有愧於先輩、有愧於這個時代的。
上海圖書館在2010年9月舉辦了館藏宋本展覽，這在大陸是首次。上圖為此可以説準備了整整58年，舉辦這次展覽，對促進古籍保護工作，提高人們珍視文化遺産的意識是很有意義的，展覽的價值還在於為人們留下了一本《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該圖錄採用藏書志與圖版相結合的做法至今尚不多見，它在鑒定版本、考訂源流、區別相關版本異同等方面皆作出探索，凡遇與前人研究牴牾者，則客觀提出疑問與見解，不蹈襲陳説。上圖領導讓編撰人員擺脫俗務，專心用了7個月時間編撰，由於功力有限，或許所作的研究尚不成熟，學術界未必都認可，但這樣的做法不僅有助於版本鑒定研究，還能較為紮實地培養鑒定版本的專門人才。因為，歷代雕版印刷發生的現象在宋朝都已有所反映。
投資者須懂書才有更好預期回報，圖書館和私家藏書要力爭多為讀者所用
出現“古籍熱”是好事情，但只有對古籍的文獻與文物雙重價值有全面認識，此熱才能持續。在市場上，有些人將古籍等同古董，只想做投資。其實如不懂文獻價值，即便做投資，也會很盲目。寧波天一閣藏書樓可謂名聞天下，其引為自豪的藏書並非宋元版，而是明代的地方誌與登科錄。今天看來，這是十分珍貴的獨家專藏，可在400年前藏書樓建立時，這些書極為普通。我們不得不佩服其老主人范欽的眼光。在當代，上圖收藏了大量家譜與清代朱卷，顧廷龍先生等前輩慧眼識寶，人棄我取，使之聚沙成塔，成為上圖的特色專藏，讀者受惠良多。
圖書館界也有對古籍的價值認識不足或片面的情況。有的只強調古籍的文物屬性，忽略甚至無視其文獻屬性，只強調保藏，不讓讀者利用，書如不能利用，保護還有什麼意義，還侈談什麼弘揚傳統文化？有些圖書館古籍工作人員想接觸，卻也受種種限制，那如何培養鑒定版本人才呢？作為公共圖書館，要有“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認知與氣度。在抗日戰爭時期，為搶救保護東南瀕臨散亡的文獻，滬上張元濟、葉景葵等愛國人士毅然出書出錢，創辦上海私立合眾圖書館，使大批學者受益。解放後，他們將25萬餘冊古籍全部無償捐給國家，倘若現在以保護為名不讓讀者利用，公藏私有，何以面對先輩們在天之靈？
當今有藏書家拿出珍貴藏品提供給公家辦展覽，令人敬佩。我希望不久的將來，藏書家們能獨自辦展覽，其中有的善本諸如《錦繡萬花谷》等，可作為中華再造善本出版，形成公私合作的生動局面，那麼，當前的古籍熱、古籍保護工作就顯得更有現實與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