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輝

從2011年1月8日始，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筆墨精神——中國書畫的世界”畫展在這座千年古都展出。京都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中國書畫主要是日本朝日新聞社創始人上野理一的藏品，他的兒子上野精一在1961年將這些作品捐贈給了該館。上野家的收藏主要以明清書畫為主，其中，碑帖和書跡有76件，繪畫87件，在這些作品中，被列入日本“國寶”名列的有10件，“重要文化財”有23件。這次展覽就是為了紀念捐贈50週年而舉辦的。此次展覽分為“典籍的世界”、“法帖的世界”、“文人的世界”和“收藏余光”幾個部分，全面展示了收藏于該館的中國書畫。

在京都這座千年古都的各個角落，珍藏了眾多從12世紀初東傳至日本的中國至寶，它們與這座古都同呼吸，共命運。在日本，除了京都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這些庋藏中國書畫的重鎮之外，日本的中國畫庋藏蔚為壯觀，形成了龐大的公私收藏機構，這些都是日本近千年收藏的結果。

“古渡”與“今渡”高潮

中國畫在日本形成兩次收藏熱潮，最早是12世紀至16世紀，在這一時期，通過公私貿易船，以禪僧間的往來為主體的中日交流日益增進，中國的各種文物流傳到了日本。其中對日本文化影響最大的要數宋元繪畫。這時期傳入日本的墨跡、繪畫一般被稱為“古渡品”。“古渡”繪畫的核心是以馬遠、夏、劉松年、梁楷等畫家為主的南宋畫院諸名家的作品，以及在明清時期出現的類似宋元畫的作品。另一部分是宋末元初禪僧畫作以及大量禪師肖像畫，現在，這一部分作品僅留存于日本。此外，由明州(今寧波)、杭州等地的職業畫家製作的佛畫，例如成套的“十王圖”、羅漢圖、“十牛圖”和水墨觀音等作品也是“古渡”繪畫的一部分。除了來往僧人攜帶的途徑之外，這些畫作還經由宋元海上貿易的渠道輾轉至日。

“古渡品”不僅與其他時期流向日本的中國藝術品存在時間上的差距，文化價值也完全相異。正如米澤嘉圃教授所言，“這些作品不但決定了日本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而且還形成了日本自身文化的特質”。在此後的幾個世紀，日本藏家極力尋求在這一系統下建立起來的中國畫收藏系統，並在這一收藏基礎上，發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收藏品和藝術品位。

在16世紀至19世紀間，傳入日本的中國畫一直沒有間斷，海上貿易是最重要的手段，一些畫商購買中國畫至日本出售。那些被中國主流收藏排除在外，不符合傳統文人鑒賞口味的作品在日本卻獲得了巨大的聲譽和崇高的地位，非常暢銷，博得日本藏家追隨。比如，被視為“粗硬”、“狂狷”的明代“浙派”作品，不被重視的晚明時期“吳派”作品以及流通于市的職業畫家作品，鑒賞和文化的差異使中日形成了不同的中國畫收藏體系。

20世紀初，中國遭受戰亂，歷經改朝換代之波折，大批中國書畫通過各種途徑流入日本，在日本被稱為“今渡”藝術品，掀起了中國書畫東傳日本的第二次高潮。清宮流出的書畫為日本收藏打開了另一扇門，活躍于京都的中國學者兼畫商羅振玉在日本宣揚中國文人書畫收藏傳統，得到畫商原田悟郎和中國史專家內藤湖南的關注，在日本引發中國文人畫收藏，改變了日本收藏狀況。資本雄厚的日本藏家開始意識到，他們收藏的中國畫存在巨大的空白，開始整理、檢視日本的收藏，學習並仿傚了中國鑒藏傳統，收集與中國藏家大體類同的畫作。一批文人畫作品在這一時期得以成為流入日本的藏品。阿部房次郎、上野理一、小川睦之輔、齋藤董盦、山本悌二郎、藤井善助、根津嘉一朗等人逐漸成為實力雄厚的中國書畫大藏家。而從清宮流入日本的精品不乏有傳為董源的《寒林重汀圖》、李公麟的《五馬圖》、傳李成所繪的《平林遠樹圖》等重要作品。

“二戰”及之後，日本收藏的中國畫也受到衝擊，有的毀於戰火動亂中，而因為日本經濟蕭條，文物價格大跌而流落到歐美各國的作品也為數不少。很多歐美藏家是從日本了解、介入中國古代書畫，深受“日本趣味”和“日本化中國畫”主導，開始在世界各地網羅中國書畫。

中國畫異域落地生根

儘管經歷浩劫，藏于日本的中國書畫仍舊數量可觀。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處於高速成長期，文化實業隨之上升，富裕起來的日本人考慮為所藏中國書畫找到安穩的歸宿，流落到日本的中國書畫大多成為公私美術館和博物館的藏品。比如，阿部房次郎“爽籟館”的全部藏品落戶于大阪市立博物館；根津美術館是以日本實業家根津嘉一朗收集的藝術品為支撐建立的；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畫藏品主要是上野精一捐贈的。此外，藤井有鄰館、澄懷堂文庫、靜嘉堂文庫、大和文華館、出光美術館都有大量私人捐贈的中國書畫……經過近半個多世紀的整理和完善，中國書畫于日本各大美術機構落戶安家。其中，眾多作品被定為日本“文化財”、“重要文化財”和“國寶”。日本藏家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各國藝術精品，建構起國際一流的世界級美術館。

另外，日本對流落海外的中國畫進行了系統的整理、研究，構築了領先世界的中國美術史理論體系，呈現出了極為全面的海外藏中國書畫。鈴木敬教授畢其一生，編撰了5卷本《中國繪畫總合圖錄》，收錄流落世界各地的中國畫7000多件；戶田禎佑、小川裕充在1999年—2000年期間主編《中國繪畫總合圖錄》續編，這一浩繁的工程一直持續至今。

目前，日本藏中國書畫已經形成一定的數量和規模，但他們收藏的中國書畫是有偏頗的，這些作品在傳統中國文人的收藏之外，構築了另一類收藏體系，使那一部分被文人收藏家排除在外的中國書畫得以保存，二者形成了奇妙的互動，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書畫的面貌，使我們能夠從更為廣泛的角度審視中國畫。正如美國著名美術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所言：“我們應該對過去的中日鑒藏家表示由衷的感謝，因為不論身處何時何地，他們依照彼此差異懸殊的趣味和信條，為我們保存了如此豐富、品類各異的中國繪畫。”

中國書畫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客觀上推動了中國書畫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正如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所説：“中國美術品到任何地方都不會變成外國的。中國美術品首先是中國的，其次才是全人類的文化瑰寶。”

回流熱潮與暗涌

但是，近年來，由於主客觀的原因，藏于日本私人之手的書畫作品開始回流，頻頻出現在各大拍賣場上，取得高價，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日本藏中國書畫之所以出現回流，一是因為日本經濟不景氣，導致藝術品市場降溫。“二戰”後，日本並沒有形成像紐約、倫敦那樣的世界性藝術品交易中心，市場消化能力有限。近年來，中國大陸對藝術品的需求量急劇增加，各大拍賣公司積極在日本徵集拍品，設立辦事處和代理機構，為回流書畫提供了價值提升的空間。

另一方面，從日本藏家來説，從20世紀初到現在，日本的中國畫收藏經歷多次換代，雖然具有悠久的收藏傳統，但目前日本的主力藏家與他們父輩收藏的喜好已經有所不同，而日本的住房形式和生活方式也發生改變，這些都導致書畫的實用性和審美價值減弱，中國畫收藏出現斷代的現象。

回流雖然是中國藝術品不可逆轉的趨勢，但是，目前從日本回流的中國書畫中，偽作、贗品數量尤其多。這些偽作、贗品來源已久。在宋元時期，很多職業畫家託名家之名，製造偽作，或者將類似的作品篡改作者，傳至日本。明清時期，流行在品質上乘的無名畫作上添寫題款、鈐蓋印章，偽托宋元繪畫，這些作品也有很多流落至日本。而日本藏家也將一部分日本畫家倣宋元畫的作品命名為宋元畫作，很多作偽者趁虛而入，製作偽作。20世紀初流落到日本的書畫中也摻雜了眾多偽作贗品。

古代書畫不可再生、存世稀有，保證了其身價的穩定性，那些流存海外的古代書畫精品的回流，滿足了中國藏家對書畫精品市場的需求。然而，大量著名的宋元繪畫已經成為公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真正能夠回流的精品並不多，僅佔回流文物的5%至10%。而國內藏家的盲目性也導致海外回流文物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在回流熱潮中，辨真別偽，客觀理性地看待回流書畫才是正確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