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一件乾隆琺瑯彩胭脂紅山水紋碗以2147萬港幣成交，那時的中國藝術品市場還鮮有千萬級的價格出現。
這幾年，琺瑯彩一直是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寵兒，一直是中國瓷器市場價格的翹楚。
琺瑯彩瓷器為什麼會被收藏者如此青睞呢？這主要是由於琺瑯彩的産生具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琺瑯彩瓷器的工藝有著極高的要求；琺瑯彩的原料及其繪製方法豐富了中國彩瓷藝術的表現形式；琺瑯彩瓷器的形制和紋樣構圖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淵源，適應了新的審美需要；琺瑯彩瓷器特殊的生産過程決定了它的存世量較小，市場流通量極低。
琺瑯釉是一種低溫燒成的以硼酸為助溶劑的硅鹽玻璃料。這種不透明的白色易溶物質加入不同的金屬氧化物呈色劑後形成不同的顏色，用以裝飾器物表面被稱作“琺瑯”。西方的琺瑯器是金屬質地的，13世紀由陸路傳入中國，在明代就有大量的掐絲琺瑯産品出現。而一種叫做銅胎畫琺瑯的器物，則是由歐洲傳教士或商人在清朝康熙年間從海上帶入中國的。康熙皇帝對這些從遙遠的法蘭西運來的精美鮮亮的銅胎畫琺瑯器物非常喜愛。他邀請法國的畫琺瑯藝人進入內廷造辦處，並要求他們傳授畫琺瑯的技藝。義大利耶穌會士郎世寧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來中國時就攜帶一批畫琺瑯器物作為贈禮。
由於康熙時期銅料緊缺，康熙要求研製以瓷胎代替銅胎的畫琺瑯器。這項革新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初試成功。也就是從景德鎮禦窯廠燒制素胎的瓷質器物，再到宮裏造辦處畫琺瑯圖案，再入低溫小窯烘燒形成所謂色地畫琺瑯瓷器。雍正七年，另一項革新得以完成。那就是在景德鎮禦窯廠燒造細膩無瑕的高白釉瓷器，然後到宮內造辦處由畫匠直接在釉面上繪製琺瑯紋飾。雍正時期還研製出中國自己的琺瑯彩料，並啟用頂尖的宮廷畫師和文人官吏繪圖題詩。這使得雍正一朝的琺瑯瓷器無論在瓷胎的製造和色彩的調和以及構圖的藝術上都達到頂峰。乾隆時期，琺瑯顏料的研製更加細緻多樣，紋飾圖樣和器物形制更加豐富，製作工藝更加精巧別致。乾隆以後，則沒有了嚴格意義的琺瑯彩瓷器的宮廷製作。大體上講，康雍乾三代的琺瑯彩瓷器都具有鮮明的特點，非常明晰地反映了琺瑯彩瓷器在中國的興起、發展到式微的過程。康熙時期的琺瑯彩瓷器為素胎，所以必須用黃、胭脂紅等作地子，然後再繪製紋樣。其畫法也是從銅胎畫琺瑯移植而來。雍正時期則解決了高度白色釉上著色繪畫的問題，並有了更細膩多樣的國産琺瑯顏料，造型雅致，構圖清麗，極具藝術感。乾隆則是將琺瑯彩顏色發展到十幾種，並明顯受西方“洛可可”藝術風格的影響，器物造型多種多樣，紋飾構圖繁複華美，繪製工藝極盡巧妙。乾隆中期以後，國庫充盈，銅胎畫琺瑯又重新興起。瓷胎畫琺瑯就慢慢式微了。康雍乾三朝琺瑯瓷器的共同點，就是工藝極其精緻，顏色沉著鮮亮，造型規整疏朗。
據記載，清宮收藏的琺瑯彩瓷器約有400件。其中300件在抗戰時期南遷，後於1949年運至台灣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而在歷年市場上流通和藏家收藏的琺瑯彩瓷器則不超過50件。而這些流轉世間的琺瑯彩瓷器則多是因為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和八國聯軍搶劫紫禁城以及晚清宮廷非法偷運而流失海內外的。所以市場上每出現一件清宮禦制琺瑯彩瓷器，都會引起藏者格外關注。其價格從晚清民國至今一直高高在上。
琺瑯彩瓷器的出現，改變了中國瓷器的審美傳統。使中國的瓷器鑒賞主流從單色質樸到絢麗華美；從簡約寫意到精巧逼真；從追慕古韻到應時創新。由琺瑯彩而引發的中國粉彩以及單色釉的多樣和色澤的變化，使中國瓷器藝術品的鑒賞更加國際化、市民化和大眾化，並由此而改變了中國古代瓷器藝術品的收藏格局。
由於價格不菲，琺瑯彩瓷器歷來都有高水準的贗品充市。晚清民國時期有一種琺瑯彩瓷器贗品是比較難辨別的。就是用清宮流出的白色釉瓷器加繪琺瑯彩，幾可亂真。俗稱“後加彩”。另一種贗品則是根據有限的資料，臆造形制和圖樣，冒倣康雍乾禦制款識。這一類贗品在今天看來是比較好辨認的。主要是胎質不細，形制不準，繪畫不精。但在當時由於資訊缺乏，也著實騙了不少中外藏家。現在充斥市面的所謂琺瑯彩瓷器絕大部分都是粗率的臆造和廉價的拼湊。常有人言稱藏有十數件甚或數十件康雍乾禦制琺瑯彩瓷器，皆為妄語，不足為信。
近年隨著琺瑯彩瓷器的市場價位突飛猛進，制假的水準也在不斷提高。另有好事者，以慕古為由，復原康雍乾琺瑯彩瓷器的工藝流程，模倣其經典的形制紋樣，生産出“翻版”琺瑯彩瓷器，並冠以權威收藏機構和鑒定大家的監製和擔保，鼓噪以極低的價格獲取與原作具有同樣文物價值的琺瑯彩瓷精品云云。這種假古董製作，是新形勢下“以假牟利”的新花樣，與古人慕古敏求的精神不可通論，也與傳統文化的繼承發揚沒有關係。竊以為，千年瓷都景德鎮的大師們與其費盡心血復原古作，製造形似而無神韻的贗品，不如學習康雍乾的創新精神，潛心研發具有時代特徵的新工藝、新樣式，則既可節約資源，維護環保，也可標新立異，充盈當代，啟迪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