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出家前曾親手毀掉了藝術家的李叔同，曾折筆藏印，分遺藏書。並於剃染後發誓：非佛書不書，非佛語不語。其持律之嚴，人所共睹。為什麼到了晚年，卻一反固常，不但于講經弘法時多引儒家故實、警句，而且親編儒家《格言別錄》101條？

李叔同出家前是一位大儒，大詩人，大藝術家，這是毫無疑問的。出家後他就成了一位大和尚，大法師，大德高僧，這也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現在要探討的是，他在出家前曾親手毀掉了藝術家的李叔同，曾折筆藏印，分遺藏書。並於剃染後發誓：非佛書不書，非佛語不語。其持律之嚴，人所共睹。為什麼到了晚年，卻一反固常，不但于講經弘法時多引儒家故實、警句，而且親編儒家《格言別錄》101條，在《改過實驗談》中開宗明義便説：“談玄説妙修證次第，自以佛書最為詳盡。而我等初學之人，持躬敦品、處事接物等法，雖佛書中亦有説者，但儒書所説，尤為明白詳盡，適於初學。故今多引之，以為吾等學佛法者之一助焉。”同時期(1934年)，大師給俗侄李晉章致函曾約其購《昨非錄》一書，信中説：“四十年前津人喜白摺小楷，恒用《昨非錄》，係翰林分寫小楷石印精本，共二冊，其文字皆嘉言懿行，頗可流傳”。等等。

舉凡這些對儒學的格言、家訓、詩文摘句，在《晚晴老人講演錄》中所輯尚多，這種情況的出現，有人懷疑是不是學術探討的悖論，千縈萬轉最後又回到思維的原點。其實，從文化深層考慮，這決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精神復歸，也不是李叔同的“戀儒情結”，而是兩種(甚至多種)文化碰撞的結果。因為這時的弘一大師已在佛門修持多年，道岸彌高，雖然那些格言聯語，從字面看還是原來的詞語，但在大師的眼裏，卻有了另外的含義，它已不是原來儒學發展時期帶有極大功利性的教條，而是用來啟蒙佛童修道正身帶有普適性的教材了。弘一大師晚年以釋觀儒，徜徉于儒釋兩道之間，又不絲毫混淆兩者的界限，這于儒于釋都是一種創造性的發展。

李叔同青少年時代受到極良好的儒學教育。從蒙學全書中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到《古今賢文》、《幼學瓊林》；從《格言聯璧》、《千家詩》到《史記》、《文選》。不但涉獵廣泛，而且轉益多師，廣納博采，儒學的底子打得十分堅實、深厚。人稱其為“濁世佳公子”，可以想見他當年的儒雅風度、道德情操的一斑。但他生活的時代已是儒家的末世，西風東漸，一些西方的新知識、新理念，通過嚴復、梁啟超、蔡元培等人，很快翻譯介紹到中國，就像是一座緊閉的深宅大院，忽然吹來了一股清風。李叔同敏感的神經很快嗅到了這股清新氣息。他先是贊成變法維新——“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圖存”；接著，到上海南洋公學接受“新學”教育；旋又去日本留學，學習西方文化、藝術。在上海的七年和在日本的六年，是他求學的黃金時代，使他的知識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不但有東方儒學的深厚文脈，也有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後來李叔同走入佛門，但其仁厚之心，慈悲之懷卻終始如一。他以慈悲看智慧，這正是佛性的一體兩面。智慧主靜，慈悲主動。一為存在，一為變化。慈悲是智慧的動覺形態。佛教談空，空是智慧的東西，而慈悲則與眾生世界相應。因此，智慧是萬物的一性，而慈悲則是萬物的多性。李叔同將“仁舟”化為“慈航”，正是他由一性變多性、由有限變無限的結果。

做了和尚的李叔同的頭上，仍然籠罩著藝術家的光環。甚至有人把他看作藝術和尚(如黃福海)。他起初很為此感到困惑和煩惱。到了晚年，佛道研修日臻極境，對藝術的思考也就不津津于形式和技巧，而著眼于宏觀氣象，大善至美，藝境和禪境在認同機制上有了某種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