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策展人勞倫佐·儒道夫認為，當代藝術是全球化的語境，今後中國收藏家走向世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三年前，勞倫佐·儒道夫(Lorenzo A. Rudolf)來上海辦了一個國際性的藝術博覽會(上海國際當代藝術展)，從全世界請了400位世界頂級收藏家到上海消費，那時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家只是陪太子讀書;三年後，勞倫佐·儒道夫又回到了中國，這一次，他的邀請函上寫的都是中國收藏家的名字。

不過，這回似乎沒有想像中那樣順利。這些在國際收藏市場逐漸崛起的中國收藏家，變得理智而保守，有的還未從上輪中國當代藝術的泡沫中緩過神來。勞倫佐·儒道夫，曾經創辦了邁阿密藝術博覽會、藝術巴黎和上海當代的著名策展人，現在又在新加坡創辦了一個國際頂級的當代藝術博覽會，他會用什麼來吸引中國收藏家走出國門?近日，勞倫佐·儒道夫在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採訪。

第一財經日報：三年前，你在上海説中國有國際化的當代藝術，卻沒有國際化的市場，所以你找到一個在中國發展的機會，創辦了上海國際當代藝術展。現在你又怎麼看這個市場?

勞倫佐·儒道夫：三年時間，很多事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當代藝術當時在全球中舉足輕重，但現在印度和印尼也站上了世界舞臺。此間又發生了國際金融危機。現在非常肯定的是，亞洲的藝術市場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長。但從交易結構上來説，仍有劣勢，在短期內還不能成為歐美藝術市場的對手。中國藝術家的創造力是公認的，可是如何和市場結合起來，仍然有路要走。就比如我當年創辦的上海國際當代藝術展，在我們走後，現在的上海國際當代藝術展已經變得很本土，成為沒有動力的展會。

日報：新加坡、香港、上海，都擁有自己的大型藝術品交易博覽會，三地藝博會的異同是什麼，藏家如何從這些地方進行選擇?

勞倫佐·儒道夫：香港是以投資銀行為主要聚集地的金融中心，而新加坡則正在發展成為亞洲最大的私人理財中心，上海仍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這種差異也決定了藝術品收藏群體的不同。香港市場的買家以亞洲買家為主，而新加坡則有更多的西方收藏家和策展人。在稅率方面，香港交易是免稅，新加坡有7%的産品服務稅(GST)，而在中國內地則有高達30%以上的交易稅率。在我看來，香港藝術博覽會現在是亞洲最好、最優秀的當代藝術博覽會，這也成了一些頂級收藏家來亞洲的首選。當然，這也和我們當年沒有把上海當代國際展堅持下來有關係，比我們晚創辦的香港藝術博覽會就是延續了我們的理念。

日報：為什麼又選擇在新加坡搭建一個藝術品交流平臺?

勞倫佐·儒道夫：單從創作上來説，在新加坡、香港、上海中，無疑上海是最強盛的。這和歐洲類似，歐洲藝術創作最有活力的是柏林，但藝術品交易中心卻是巴塞爾和倫敦。這些平臺對亞洲畫廊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空間，目前，歐美的大畫廊，往往搶奪亞洲某些畫廊培養多年的藝術家，這是不公平的。這也是為什麼我要搭建新加坡國際頂級藝術博覽會的原因所在。為了這第一屆“Art Stage Singapore”，我聯繫了亞洲12位頂級的藝術品收藏家，像烏力·希克、南韓的KIM、中國的楊斌等，他們都願意把自己的藏品借給這個博覽會。

日報：對於參加的畫廊有什麼選擇標準?

勞倫佐·儒道夫：現在入選本屆“Art Stage Singapore”的畫廊，有100多家，我們層層把關，不能把歐美賣不掉的畫拿到亞洲來賣。舉個例子，把安迪·沃霍爾二流、三流作品帶進來，在亞洲賣出一流的價格，在西方賣不出去的東西到這兒來比西方價格還要高，這就不叫品質。不管是亞洲的，還是西方的，最後大家對品質的認識只有一個標準，是一樣的。只有這樣，才能構建品質的獨特性，有了這種品質的排他性，別人才會來。我們辦這個展會傳達的理念就是，要買亞洲最好的當代藝術，還是得來亞洲。

日報：在邀請中國收藏家去國外買當代藝術品的時候，他們的態度如何?

勞倫佐·儒道夫：實際上，中國收藏家已經開始收藏國際當代的作品。比如楊斌收藏了伊門多夫的作品，而朱裏安·歐皮的作品，也有一群中國人在結隊買。在中國當代藝術出現泡沫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開始把觸角伸向國外的當代藝術博覽會。不過，凡事開始起來，總需要一個過程。就比如印尼的收藏家，他們一開始收藏的是印尼的藝術品，接著收藏中國的藝術品。但我相信，當代藝術是全球化的語境，今後中國收藏家走向世界，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勞倫佐·儒道夫

勞倫佐·儒道夫對於國際藝術博覽會來説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曾經做過法官的勞倫佐在進入藝術博覽會領域後，在國際頂級的瑞士巴塞爾藝術博覽會擔任總監，後又創建美國巴塞爾邁阿密海灘藝術博覽會、藝術巴黎、上海當代等。現在是亞洲全新的國際頂級藝術博覽會 Art Stage Singapore的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