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銅鏡大約産生於西元前2900年—西元前2700年，是在今伊拉克的基什遺址中發現的，另外在伊朗的蘇莎(西元前2300年—西元前2200年)遺址也都有過銅鏡出土。中國銅鏡從出土情況看，主要分佈于黃河流域，其中最早的應屬齊家文化銅鏡(西元前2300年—西元前1600年)，分別命名為複式多角星紋鏡(甘肅臨夏出土)、素鏡(甘肅廣河齊家坪出土)和七角星紋鏡(青海貴南縣馬臺墓出土)。

中國銅鏡的幾個繁榮期

中國銅鏡由濫觴期到發展期、鼎盛期，再到中衰、繁榮、衰退，發展曲線呈馬鞍狀，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戰國鏡、漢鏡和隋唐鏡。這幾個階段或是在鑄造技術上有創新，或是器形種類、紋飾內容及表現手法上獨具特點。總的特點是産量大，鑄造精美，風格不斷更新，生動活潑。在青銅文化日漸衰落的大背景下，銅鏡製作和使用上都呈現了一種繁榮的景象，不僅僅是客觀上延續了我國青銅文化的生命，而且與世界銅鏡文化比較來看，也具有相當深厚和獨特的文化蘊涵。因此日本學者梅原末治在《古鏡概説》中説：“以銅為主要成分的金屬鏡製作，在近東、南歐等古文化圈諸國早已存在，……但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銅鏡，其形態以及材質之精良、鑄造之精緻，幾乎前者不可比肩；它與所謂鼎彝器的容器一樣，是古代中國值得誇耀於世的一種工藝品，這也是明顯的事實。”

戰國銅鏡發展的文化背景

銅鏡發展至戰國，僅從鑄造地域上看已遠遠超過了以前的任何一個時期。由於西周晚期時制度已近乎禮崩樂壞，王威陵夷的同時，諸侯間卻熱衷於搞強權政治，《戰國策•秦策》曰“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不聽”。這種局面至春秋後期，隨著南方吳、越等國的壯大，爭霸中原的鬥爭更加激烈。爭當霸主，首要條件是增強自身的實力，因而各國也相繼進行了一些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呂氏春秋•上農》記載“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改革的結果，使各諸侯國的國力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同時也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這種進步主要表現在手工業和商業兩個方面，而此後銅鏡文化的發展，也得益於這兩個方面。

從手工業來看，首先，青銅鑄造再也不是王室的專利，冶銅和鑄銅範圍有了空前的擴大。目前在內蒙古大井、湖北銅綠山、湖南九曲灣、安徽木衝、山西侯馬、河南洛陽和新鄭等地都發現有大型冶銅遺址。據此分析，當時青銅成品的産量應該也很多，這在現代考古上已得到了證明。其次，量變引發了質變，主要表現為青銅鑄造工藝有了質的飛躍。在手工業的帶動下，各諸侯國的商業日漸發達，衝破了“工商食官”制度的束縛，出現了許多私商。而戰國中期開始青銅鏡數量的大大增加，也使銅鏡商品化成為可能。遼寧、內蒙古、巴蜀、甚至兩廣地區等地，都出土過不在少數的與中原地區風格一樣的青銅鏡，説明青銅文化圈隨著商人的流動而擴大，這也是政治力量所不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