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魅影:山東田野文物盜掘調查
“我們在‘鑒寶’類節目裏,包括市面上,怎麼見到了那麼多明清之前的文物?這些文物從哪來的?如果不是盜墓而來的,又如何解釋?”
鄒城市文物旅遊局執法大隊大隊長孫志強的這個問題,揭開了如今席捲全國的全民淘寶、全民收藏熱潮的背後,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隱秘故事”。
這些故事裏的主人公,絕對不是《盜墓筆記》或《鬼吹燈》中虛構的人物,他們,正如同鬼魅般,遊走在黑夜裏,從那些無人看管、散落在田間荒野的數不清的古墓中,機敏地嗅著發財的機會。
我們選取張大軍這樣一個角色,來翻看有關“盜墓賊的傳奇”。
據稱,在中國,目前活躍著10萬盜墓賊。由於出土的“東西”太多太快,導致文物貶值相當驚人。而張大軍們,只是這個黑色産業鏈條中最低級別的那一小段。文物的最終價值,挑起了他們對財富的狂熱夢想。而那些文物的最終擁有者,在這些地下文物幾經倒手,抹去身上的犯罪記錄後,他們掌控了它,並堂而皇之地向世人炫耀著他們的財富和頂級收藏。
這種狂熱的背後,照映的是文物部門的無力和無奈。
拿張大軍所在的鄒城來説,僅田野文物就有600多處,而相關文保部門工作人員,只有6人。
只要被賊惦記上了,終究有一天,他們會下手的。
而那些被盜墓賊破壞的歷史資訊,將永遠無法複製。
一個“帶頭大哥”的盜墓江湖
5月31日,鄒城市嶧山鎮紀王村東,一處名叫“皇上臺子”的遺址上,即將收穫的麥穗隨風搖動。
若不是近日鄒城警方破獲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該市最大的一起盜墓案,村民很難相信,就在這片麥田的下邊,居然埋藏著國寶級文物。
麥田裏,盜賊當初所挖的盜洞已被掩埋,但在地表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一個個直徑大約2釐米的圓洞,看不到底,在盜洞周圍規則地排列開來,大約每隔50釐米一個。
“這些細小的圓洞,就是‘洛陽鏟’留下的痕跡。”鄒城市刑警大隊六中隊中隊長杜廷永説。
嶧山南面山腳下的鄒城市嶧山鎮紀王村是“邾國古城紀王城遺址”,新中國誕生前後曾在此發現古墓,並有周代帶銘文的多件銅器出土,經考證為東周時期邾國貴族的墓葬區。
“在這裡,隨便揀起一片陶片,就有可能揀起一段2000多年的歷史。”杜廷永説。
2010年,一個叫張大軍的人,讓這個地方“聞名”了一把。從去年10月至今年3月,張大軍等人先後三次在此處盜得青銅鼎、青銅劍等多件國家一級文物。
這已經不是這個地方第一次遭受盜墓賊光顧了。
的哥·店老闆·“支鍋”
43歲的張大軍是被人攙扶著走進鄒城市看守所審訊室的。
這個鄒城古玩圈裏鼎鼎有名的“帶頭大哥”,居然是一個雙腿不能自由行走的殘疾人。
張大軍的案子已進入預審階段。“只要不牽扯到案子,我可以跟你説很多。那些事,三天三夜也跟你説不完。”張大軍笑了,又自信又得意。
在鄒城當地,幾乎沒人知道他的真名,但“張大軍”這個名頭在鄒城卻很響。
“但凡外地來鄒城或鄒城當地進行古玩交易的,都要找張大軍掌眼。他在團夥中主要負責看風水,確定有無古墓”。鄒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大隊長施振寶説。
而在成為“帶頭大哥”前,也就是十幾年前,張大軍是名計程車司機,掙得雖然不多,但足夠日常開支。兩個兒子很爭氣,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好。
1998年,一場車禍讓張大軍的雙腿失去了正常行走能力。憑著開車時學的修車技術,2003年,張大軍開了一家汽車維修及配件廠,“生意還不錯,一年能掙四五萬塊錢。”説起當時的生活,張大軍臉上滑過一絲留戀。
但這一切,都在2006年某一天發生改天。
“那天,一個河南的車主來修車。我看見他車上,有一個我從沒見過的東西。”張大軍説。
“沒見識”,車主笑話他,“那叫‘洛陽鏟’,專門用來找古墓的。”
“找古墓?”張大軍心一動,難道這個外形精瘦的河南人,就是傳説中的盜墓賊?
河南人經常到他這來修車,一來二去的,張大軍和他搭上話了。
河南人説自己是來鄒城“找活的”(探尋古墓),想在當地找個“支鍋”(盜掘活動負責人)。
“幹一輩子不如挖一鏟子。”張大軍動心了。經河南人牽線,他又認識了不少道上的人。
為學到真本領,張大軍獨自一人用殘疾的雙腿駕車,到河南、陜西尋找“高手”拜師學藝,“車上放一箱子紅牛飲料,一路走一路歇一路喝,也不覺得累。”
他還從古玩市場和書店裏買了很多有關書籍,埋頭苦讀,“就是上學時也沒這麼認真過”。
甚至,為了增加實戰經驗,他還跟著“高手”到盜墓現場實地“考察”。對外地前來“找活”的人,他總是好吃好喝招待。
家裏的錢一點點花光,媳婦和他鬧開了,“再這樣,我就死給你看。”
可張大軍根本聽不進去,他讓夥計們住旅店,費用他出,“這樣媳婦就不知道你幹什麼了,我們商量事也方便。”
説到這,張大軍話鋒一轉,“但是,挖古墓的有幾個發財了,最後還不都是妻離子散。”張大軍眼神黯淡,出事後,家裏還沒有一個人去看守所看他。
這之後,張大軍懶得再打理修車生意了,而是經常泡在古玩市場,對一些文物品頭論足。張大軍説,文物市場上真正懂文物的人很少,自己的知識能達到不用去現場,光聽現場的人員説和圖紙就能判斷墓室的位置和大小。
偶爾,他還幫別人掌掌眼,鑒別一下文物真偽和年代,斷定交易文物是否物有所值。
但這些,都是張大軍的“職業機密”,任憑記者怎麼追問,張大軍就是不開口,或直接岔開話題。
經過兩年多“歷練”,張大軍漸漸在當地古玩界混出名氣了,以至於外地來鄒城“找活兒”的文物販子或盜墓賊,都要給他“打招呼”。
而他,就像一個嗅覺敏銳的獵犬,在黑夜中嗅著蛛絲馬跡的味道,等待著機會的到來。
首單“大活兒”
日思夜想的“寶貝”就在眼前,張大軍覺得“太難以置信了,都不知道説什麼好了,渾身都在哆嗦”。
2009年10月,棗莊一個外號叫“劉老四”的“支鍋”找到張大軍。
劉老四説,紀王村東一處名叫“皇上臺子”的遺址下有好東西,三年前他們就探準了,“準備大幹一場”。為此,劉老四還專門花二十來萬買了“探寶儀”。
對這個“高科技”,張大軍不以為然,他只相信洛陽鏟。
不過,聽到皇上臺子下面“有東西”,他還是激動得好幾天沒睡好覺。在此之前,他還沒真正接過“大活兒”呢,“閉上眼好像就能看到青銅器,還有其他寶物。”
張大軍十分重視這個“大活兒”,他和劉老四組織人馬先後三次對皇上臺子進行了盜掘。前期他都會跟著去看現場,怎麼挖,挖多深,一一進行交代。但到真正動手時,因為行動不便,他都不在現場,而是電話遙控。
第一次盜挖成功。
當手下把盜來的青銅鼎放在張大軍面前時,“我一下子就抱在懷裏了,都不敢眨眼了,生怕一下子就沒有了。”
日思夜想的“寶貝”就在眼前,張大軍覺得“太難以置信了,都不知道説什麼好了,渾身都在哆嗦”。
青銅盞、青銅鏈壺、青銅雁、青銅餖、青銅片、青銅劍、青銅耳環、青銅筆洗、青銅小鼎、玉飾……
一件件都是寶貝,張大軍看來看去,捨不得放手。
他隨後聯繫到棗莊一個買家,這個買家隨後將文物轉賣給北京一個叫“小二”(在逃)的人。
不到3天,這些文物就全部出手。
9件文物賣了30萬,至於棗莊的買家賣了個什麼價,張大軍他們就不知道了。
這30萬,除了劉老四分得兩份錢,剩下的每人平分,張大軍分到一萬七。
對於這筆交易,一位辦案民警感嘆,“光那件西周中期的青銅壺,市場價就三四十萬元,真是賣出了個白菜價!”
3月19日,鄒城市太平鎮民警接到群眾舉報,有人預謀到太平鎮北亢村盜掘古墓。
“我們在北亢村蹲守了5晝夜”,民警梁冰説,每晚12點左右,都有一兩個人拿著鐵锨在古墓附近挖,而且來的人都不一樣。
民警沒有打草驚蛇,他們在等“大魚”。
3月24日,當張大軍等七人在嶧山鎮一家羊湯館商量當晚去挖看莊鎮郭山村一處古墓時,民警立即趕往現場,將七人一鍋端。
警方連夜突審張大軍。
一開始他嘴很緊,拒不交代。就在審訊陷入僵局時,一位刑警挂在腰間的一塊玉不經意間露了出來。
看見這塊玉,張大軍猛然兩眼放光,對這塊玉品頭論足,案件就此打開突破口。
“過去,只有文物大省才會出現嚴重的盜墓現象;現在,哪有古墓,哪就有盜墓賊。更可怕的是,盜墓者不僅分工明確、工具完備,而且他們很多人都掌握了專業的考古知識。”施振寶説,張大軍就是這樣的人。
“道”上的人們
“不過,對於盜墓江湖而言,這就是‘道’,盜亦有道。”張大軍説,“支鍋”的活兒得有章法。沒有“鍋”,你就是有糧也吃不到嘴裏,所以“支鍋人”得有錢。
張大軍告訴記者,根據分工不同,“圈內人”有著不同的稱謂:“掌眼”、“支鍋”、“腿子”和“下苦”。盜掘、運輸、窩藏、銷贓等一條龍作業,都是由這些角色完成的。
根據張大軍的闡述,盜墓團夥的全班人馬叫“一鍋兒”。“鍋”裏的核心人物是“掌眼”,“掌眼”不僅有尋找古墓的本領,也有鑒別文物的能力。他們既可以是提供古墓線索的合作者,也可以是打算購買墓內文物的初級收購商。
“支鍋”是盜墓行動負責人,類似于包工頭,負責籌措盜墓所需的資金、設備等。“支鍋”的投入是有風險的,一單活兒幹完,無論這一“坑”出貨(文物)還是沒出貨,價值高與低,“支鍋”都得向合作者支付事先談好的價錢。事成之後分紅,“支鍋”能分到兩份,其他人只能分到一份。
“腿子”指盜墓活動中的技術工人。他們在盜墓過程中扮演著“項目經理”的角色,負責探尋墓地的具體位置,以及確定裏面是否還有文物等。“支鍋”不在現場,“腿子”就有絕對的權威。
在盜墓産業鏈中,最底層的是“下苦”。“下苦”多是農民工,從事挖掘工作。通常情況下,即使“支鍋”盜取一座古墓的利潤達到上千萬元,一個“下苦”也只能得到幾百元到幾千元報酬。
“不過,對於盜墓江湖而言,這就是‘道’,盜亦有道。”張大軍説,“支鍋”的活兒得有章法。沒有“鍋”,你就是有糧也吃不到嘴裏,所以“支鍋人”首先得有錢。找線索是“支鍋人”的首要任務,有了確切目標後要請“掌眼”驗收,然後選好“腿子”和“下苦”。選中的人既要安全可靠,又要幹活穩妥,還得懂得道兒上的規矩。所以,只能去道兒上找。價錢也至關重要,大墓有大墓的價錢,小墓有小墓的行市,清代墓與漢代墓肯定不同。
還有“生坑”(沒被盜過的墓)、“熟坑”(曾經被盜過的墓),吃水(出水)、不吃水等差異。採買器材和炸藥也是支鍋職責,炸藥是國家明令禁止的違禁品,所以還得去道兒上求。
僅憑這一點,就足以使這些盜墓賊們離不開這個“道兒”。
“望”、“聞”、“問”、“切”
尋找古墓則是一個技術含量相對較高的活,但張大軍的盜墓訣竅卻有些類似于中醫診療手法,即“望”、“聞”、“問”、“切”。
現在,盜墓的時間週期變得越來越短。
在幹了15年刑警工作並六破盜墓案的施振寶看來,如今更專業的盜墓裝備已經讓盜墓者很難再被時間和環境所牽制。
據施振寶介紹,盜墓賊分工很明確,踩點、放風、掏洞、安炮眼、摸寶貝。以往,盜一個墓耗時三到五天,炸和挖至少需要兩天,而且不能性急。如果炸出的豎井裏還充滿硝煙就下去,很可能一個都不能活著上來。所以,爆炸以後必須做好偽裝,第二天再去。“有的時候盜墓賊為了確定古墓的位置和墓葬內有無文物,往往要在一個地方住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長。”
比如,張大軍挖的邾國貴族墓葬區地面深度一般不超過5米,淺的地方也就兩三米,快的話,一個墓兩小時完全搞定。
而根據張大軍的描述,即使是一個埋在地下10米深處的墓葬,用直徑60釐米、高40釐米的“大鏟”,一個小時就能挖出一個直徑60釐米、深10米的盜洞。漢墓一般距地表12米左右,西周墓則更深,但一夜之間盜掘完成也不是沒有可能。
從這幾年警方繳獲的盜墓工具看,現代盜墓賊已經配備了更為專業的探測儀器和爆破工具,為保證洞內作業,還配有通風、通氧設備;整個過程主犯在外地用手機遙控指揮;得手後,交由專司運輸的人員迅速轉移。
尋找古墓則是一個技術含量相對較高的活,但張大軍的訣竅卻有些類似于中醫診療手法,即“望”、“聞”、“問”、“切”。
“望”即看風水,看草木。經驗豐富的盜墓者大多擅長風水之術,每到一處必先察看地勢。由於古人迷信風水,因而多數古墓都建在“風水寶地”上,如依山面水之處,尤其是古河道的拐彎處,必然是墓葬聚集之地。此外,墓葬周圍的草木甚至泥土,都是盜墓者做出判斷的重要依據。比如,有古墓的地方,由於泥土曾被翻掘和踩踏,莊稼的長勢會比旁邊的差一些。
“聞”即聞氣味,依照氣味的不同來分辨某處是否有墓葬。如秦漢時期的墓葬中,常被灌注水銀和硃砂用於防腐;而唐宋之後的墓葬墻壁上通常塗抹有青膏泥。這些特殊物質散發的氣味,一般人難以察覺,而盜墓者總能敏銳地辨別。“聞”的另一層含義為聽聲音。一般的大型古墓,一旦受到較大震動如空中打雷時,就能向地表傳出不同於別處的聲響。
“清朝時期的大盜墓賊焦四,就善於通過聲音來找墓。他曾在打雷時尋找墓地,根據回聲能準確判斷出墓葬位置。”張大軍對焦四很崇拜。
“問”就是踩點。盜墓者一般都能説會道,尤其善於與老人談古論今。每到一處,他們便會以算命先生或風水先生的身份,拜訪當地的老人,通過交談,從當地傳説中獲取有關古墓的資訊。有時他們也會通過當地史志蒐羅資訊。
“切”,是最為重要的環節,一是指發現古墓後,根據地表的地勢等情況,準確地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離進入墓穴;二是打開墓中棺槨後,沒有遺漏地摸取死者身上的寶物;三是觸摸到文物後,即能判斷其為哪個朝代的文物、價值有多大等。
有時,先進的“探寶儀”也會派上用場。
“只要是金銀銅鐵鋅等金屬在地下,探寶儀就會根據不同的金屬發出不同的報警聲。”張大軍稱,找到古墓後,一般會用“洛陽鏟”在墓葬周圍密集式“扎針”,以確定古墓的長度和寬度,並根據扎針取上來的土判斷該墓是哪個朝代的,是平民墓還是貴族墓,是“生坑”還是“老盜”(已經被盜過的墓)。
“如果是‘老盜’的話,就沒有幹的必要了。”張大軍説。像去年底轟動一時的曹操墓,幾乎空空如也,對盜墓團夥來説,那就是個不值得一提的“廢坑”。
“明朝時期的墓大多在山嶺的陽面,並且與土層、山崖接觸的地方,‘大活’很多,漢墓及以前的墓弄出來的東西也很漂亮”。張大軍説,這些都是盜墓者最想下手的。
産業鏈
“我想,‘鑒寶’類節目給了觀眾一個誤導,那就是——這個東西太值錢了,如果我沒有怎麼辦?盜墓!”
施振寶説,文物到手後,盜墓者會儘快找到安全穩妥又出手大方的買家。將文物走私出境,是他們最常用的做法。
這條産業鏈究竟快捷到什麼程度呢?
鄒城市文物旅遊局執法大隊大隊長孫志強説,盜出的好東西一小時就能出手;三天時間可以通過二次倒手出境;如果是一條龍不倒手的話,兩天到達境外。文物出境的路是暢通的,一條通過廣州、深圳海關;另一條是先將出土文物會集到河南、陜西、甘肅幾個內陸文物集散地,之後取道香港、台灣再次集散,運往世界各地。出關的辦法很多,有個人夾帶、快件郵運、集裝箱夾藏,大批量多品種走私時,還貼上“出口藝術品”、“展覽品”標簽掩人耳目。
鄒城市文物旅遊局局長邵澤水説,原先文物從古墓中盜出後,要等待“識貨者”——這是一個漫長並偶然的過程。而現在,文物一齣土,便肯定意味著它有了買主,交易迅速完成。
“與過去相比,盜墓已完全産業化。”邵澤水憂心忡忡地説。
據一些報道稱,當前,全球文物收藏量達萬件以上的文物商,有3000人左右。這些不同國籍的大老闆,控制著一個複雜而嚴密的文物交易網路。從各個國家盜掘出的地下文物,經過四五次倒手,最終到達他們手上。此時,這些出自古墓的文物,已不再帶有任何“危險信號”,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炒作、拍賣,並最終被頂級藏家收藏。
而地下文物在進入合法化商業渠道之前,都有過一段長達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旅行生活。這種旅行不僅只是出入海關、二次集散,還包括在形形色色的大小老闆們之間的週游。張大軍説,這用行話來説就是“倒手”。
孫志強表示,“倒手”是文物商販們大變魔術、規避法律風險的法寶。在盜墓産業鏈上,風險最大的是基層盜墓群體,其次是最接近盜墓者的初級市場老闆,因為他們離犯罪現場和犯罪證據最為接近。無論是在盜掘還是運輸途中案件被偵破,公安人員順藤摸瓜時,證據鏈條上最先鎖住的就是這部分人。因此,只有通過頻繁的倒手,才能抹去地下文物身上所攜帶的犯罪印記。
“一個盜墓賊,花費三天工夫,把這裡最常見的一個漢俑從50米深的地下搬運到地表面來,他十年的生計就有著落了。”杜廷永説。
不過,令一些大老闆傷神的是,近年來突飛猛進的盜掘速度帶來的文物價格貶值。由於出土的“東西”太多太快,一些文物貶值相當驚人。“一件漢陽陵的裸體陶俑,國內原來可以賣到15萬元,如今兩三百元就搞定了,境外價格也由原來的幾十萬美元跌落到六七百美元。”張大軍説。
時下,我國出現了一股全民淘寶、全民收藏的熱潮,一些主流媒體大張旗鼓地推出“鑒寶”、“收藏”節目。也有專家認為,媒體在引導民眾的文物收藏觀念和認識方面,起了誤導作用。明清文物傳世的很多,人們在地攤上、古玩店裏是可以找到民間流傳下來的真品。然而,明清之前的文物是很難流傳下來的。
“我們在‘鑒寶’類節目裏,包括市面上,怎麼見到了那麼多明清之前的文物?這些文物從哪來的?如果不是盜墓而來的,又如何解釋?”孫志強説。
“我想,‘鑒寶’類節目給了觀眾一個誤導,那就是——這個東西太值錢了,如果我沒有怎麼辦?盜墓!唉……”話至此,孫志強長嘆一口氣,道出了一個文物工作者的無奈。
(張大軍為化名)
只要找到了墓葬盜墓賊早晚會下手
在我省,由於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墓葬和遺址眾多,一些田野文物成為眾多盜墓者覬覦的對象。其中,棗莊、臨沂、濟寧、菏澤等多個市,先後發生多起盜墓事件,田野文物保護形勢不容樂觀。
以棗莊為例,棗莊作為齊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流傳下來非常豐厚的歷史遺跡和豐富的運河文化,地上地下文物蘊藏極為豐富,像“北辛遺址”、“崗上遺址”,以及歷史名城“薛國故城”、“滕國故城”等,涵蓋多個時代。
棗莊現有薛國故城等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東江遺址等41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甘泉寺等84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和500余處區(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田野文物被盜事件時有發生。
在臨沂市沂南縣境內,沂河、汶河、蒙河岸邊分佈著大量的古代文化遺存。歷史文物多為中國歷史上的早期時代。考古證明,夏商周至三國兩晉,沂南縣歷經興廢。
沂南縣現有文物點223處,包括古遺址、古墓葬、古橋、故城、石刻等,僅2005年以來就發生有影響的田野文物被盜和破壞案件十余起: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陽都故城”遺址內古墓被盜掘多次。
2009年上半年,沂南縣文化局與公安局積極配合,嚴厲打擊盜掘、盜竊文物的不法分子。先後三批抓獲犯罪分子20余人。
從該縣文物部門走訪了解情況看,蒼山某鄉鎮村民竟以盜墓為業,晝伏夜出,已經發展到團隊化、機動化;而沂南縣部分村莊也有成群的偷盜團夥。他們內外勾結,以偷盜古墓為目標。而文物管理單位的防範措施卻捉襟見肘。
菏澤境內現有龍山文化堌堆等共500余處,被列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達到200多處,數量之多、布點之密,在全國獨一無二。然而盜墓事件在菏澤接連發生,這些盜墓者往往是由外地的一些不法文物商販與本地人相串通、勾結作案。
2008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在巨野縣大義鎮的一處田野裏,幾個黑影忙個不停。第二天,一座高4米、寬1米的巨大墓碑呈現在眾人眼前。考古人員在大坑內看到,這塊巨大的石碑竟然是金代皇室家族“完顏氏”的墓碑。
2004年6月,菏澤開發區一漢代墓葬被嚴重盜挖。公安部門從犯罪嫌疑人家中收回文物28件,包括龍山文化時期的貝幣,夏商時期的漏形器以及漢代的陶罐等。
2006年9月,成武縣文亭湖遺址進行開發。文亭湖遺址是古郜國的都城。其中大批青銅、貝幣、陶器等器物,在挖掘現場一度遭到哄搶。而來自菏澤周邊各地的文物販子聞風而動,最多時一度達到四五百人,附近村莊及縣城的很多旅社賓館人滿為患。
……
“我們在田野文物的管理和保護上任務很重。”據省內知名考古專家介紹,長期以來,地方財政很難拿出專項資金用於田野保護,使不少考古價值高的田野文物暴露于野外,長期無人問津或疏于管理;再者,很多地方的文物保護單位人手有限,根本抽不出人來專門看管,致使田野文物的安全性受到嚴重威脅。
截至2009年底,全省調查登記不可移動文物3萬餘處,其中新發現15417處。而對於田野文物的保護,是令整個考古界非常頭疼的問題。鄒城市文物旅遊局局長邵澤水説,通過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僅鄒城的田野文物就有600多處,而相關文保部門工作人員只有6人。
而且根據法律,即使墓葬被盜賊挖掘,只要是沒有挖開墓門,沒有破壞墓室,文物部門是不能對該墓進行發掘,所能做的就是回填,但是這給保護工作帶來很大難度。
俗話説,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只要盜墓賊找到了墓葬的位置所在,他早晚會下手的。”邵澤水説。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長李銘:他們毀的不是文物 是歷史
齊魯晚報:“摸金校尉”(盜墓賊)自古就有,你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李銘:由於我國歷史久遠,一些散落在民間的石碑、墓葬、遺址類文物古跡,藝術價值和歷史考古價值非常高,但卻常年缺乏有效看管,管理難度較大,很容易成為盜墓分子覬覦的目標。
齊魯晚報:現在的盜墓分子和以往有什麼不同?
李銘:他們善於盜大墓,團夥作案,技術級別比較高,動手之前已經掌握了大量全面的歷史文物資料,對當地的地理情況比較了解。比如,盜墓分子住在李村,他們去王村挖墓,一般由團夥成員倒班去挖。有的墓葬很深,但他們通過掌握的情況,挖出的洞往往能直達主墓群。深墓有時需要挖很多天,他們為了掩人耳目,白天將墓穴培上舊土,蓋上樹枝、塑膠布等,然後將新土撒在較遠的荒郊野外。
齊魯晚報:盜墓的風險來自哪些方面?
李銘:盜墓賊一旦被發現,就將面臨法律制裁。並且,如果盜墓時判斷錯誤,很可能葬身墓穴。比如,濟南曾發現明末清初一處墓葬,墓門已經砸壞,前室東壁處有一具蜷縮的屍骨,屍體上方有被火熏過的痕跡。這説明,此人曾舉著火把進入墓葬,但對墓葬結構分析錯誤,在火把燃燒過程中缺氧窒息死亡。
齊魯晚報:為什麼還有人如此瘋狂地盜墓?
李銘:非法利益是罪魁禍首。在墓葬發掘過程中,經常發現盜墓賊的屍體。除了窒息死亡之外,還有可能是被同夥害死。早年間,盜墓賊多有“父子檔”,一般都是兒子下坑,父親在上面,而不是父親下坑,兒子在上面,這是為了防止兒子心生歹念,而父親殺子的可能性相對較小。
齊魯晚報:盜墓行為對考古工作帶來哪些影響?
李銘:在盜墓分子破壞下,一些重要歷史資訊很難再完整取證。説白了,這些人毀的不是文物,而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