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華曾以西方近代哲學“生命情調”與“宇宙意識”來表達他對魏晉風度的讚美，認為生命情調與宇宙意識只有在表現出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的晉人那裏才得以體現。“這種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們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開，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可以説，它構成令後世艷羨神往不已的魏晉風度精神體系的核心。

由此，便不難理解，中國書法的全幅價值的展開與確立為什麼只能在魏晉文人士大夫手中完成，由此，也反證出一個問題，書法本不必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最高藝術，它的文化載體性質只不過是蘊含了這種可能性而已，它之所以最終能夠成為中國傳統藝術的典範與象徵，完全在於文人的參與與提升。沒有文人的形上追求與美學、文化學闡釋及形式風格創造，書法完全可能會在強大的實用與功利性支配牽制下走向工藝化圖景。

文人的參與與創造最終使書法走向形上追求，這甚至影響到中國繪畫的命運。文人畫的産生與價值確立，基本上便與書法的文人化追求如出一轍，結果也完全相同。由此，在傳統書法與繪畫中，文人的趣味、圖式、價值構成其審美精神內核，而古雅與體道也始終成為中國書法精神的最高體現。即使懷素、徐渭的充滿酒神精神的狂肆之作，儒家狂狷而不失理性的精神也充斥其間。對中國書法來説，狂不失怪、狂不失野，始終成為體道與君子人格的象徵。

20世紀初中國現代激進主義思潮興起以來，激進的反傳統構成文化藝術領域的主潮，書法領域也不例外。在漢語拉丁化運動鼓噪下，書法甚至面臨滅頂之災。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傳統文化花果飄零，書法也只是淪為實用性的寫字而命懸一線，至於傳統書法精神、氣韻、神彩、風骨則早已成為明日黃花，被人棄置不顧。

20世紀80年代書法復興以來，書法的主體地位雖已牢固確立，但西化激進化思潮仍構成書法領域主調，這突出表現在形式至上與唯技法論乃至“現代書法”的對書法本體論顛覆上。似乎當代書法己完成超越古代書法的歷史使命，剩下的問題只是確立當代書法的歷史地位，乃至謀求書法世界大同了。在這種激進主義思潮支配下，書法遠離了傳統道——藝觀，甚至遠離了書法的文人化價值趨赴，而成為大眾書寫，民間狂歡書寫。

書法當然不只是文化，技術同樣構成它的價值底線，但反過來，技術也遠遠不是書法的全部。它的文化本質，決定了書法由技入道的必然性，捨棄了書法的文化性，則技術本身只會體現為匠技，像古人所説，但成手技耳。如此説來，一個文化大師並不必然會是書法大師，因為他缺乏技的蒙養，但同樣，可以肯定地説，一個沒有文化學養而只斤斤于技法的書法家，也絕然成不了書法大家。這好像已經是毋須證明的問題了。但在當代書法界，視書法為技、沉迷于技，而于文化蒙養輕蔑不屑的書家卻大有人在。這也可以視為當代書法競技體制下的必然現象。

在書法理論方面思考、寫作了近20年，中經很多困惑反覆，似乎愈來愈接近一個簡單的答案：書法是傳統文化內部的産物，離開了文化價值，書法只是一種形式化的東西。也就是説，書法是精神的靈物。古人云：“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一個遠離了傳統文化滋養的書家，不要説成為大師，即使登堂入室也是困難的。我想，在書法形式化表演已近聲嘶力竭之後，是否也到了該讓書法精神呼吸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