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 行草中堂 （53×33cm）本版供圖/台灣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

本報記者/傅薔

1949年，蔣介石政府遷往台灣，一批在中國現代文學界、思想界和教育界卓有名望的大師級人物也選擇渡海赴臺。當年那一批知識精英，他們的命運在我們的記憶中是不連貫的。

台灣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於今年年初舉辦的“國之根基——大師渡海-甲子書法展”，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這一特殊文人群體的新視角。展覽展出了從1949年到2009年60位渡海賢達的書法作品共100幅。那個大時代的變遷透過字紙，迎面撲來。

書作之外別有景致

台灣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吳國豪主任通過電話告訴《世界新聞報·鑒賞中國》週刊記者，此次展出的100件作品，大部分是大師們在台灣時期完成，也有一些是大師早期作品，如胡適、林語堂和于右任的書作。

展覽將渡海來臺的大師們分為文化、教育、宗教三個類別，文化中又分文學、書畫和新聞出版三類。作者既有五四運動戰將胡適、傅斯年及羅家倫，也有學術巨擘如錢穆、吳敬恒、蔣夢麟、林語堂和董作賓等。

策展人為每件作品配上了書家的照片、小傳和年表等資料。雖是片言只語，也能讓觀眾在細讀書作之餘，看到書家在作品之外的人生命運。

展品中有一幅胡適抄給好友張隆延先生的新詩《扔了？》，是胡適1926年為情人曹誠英所寫的舊作：煩惱竟難逃，還是愛他不愛？/兩鬢疏疏白髮/擔不了相思新債。/低聲下氣去求他，/求他扔了我。/他説，“我唱我的歌，/管你和也不和！”身為五四運動一闖將，胡適留下了大量白話詩文，就如同他的一生一般飽受爭議，而他引領的自由主義風潮也影響至今。

著名畫家余承堯先生的一幅草書立軸（40×59cm），如“一筆書”一般行雲流水。余老一生富於傳奇色彩，年近60始提筆習畫，卻開創了中國山水畫一代新風。

1949年，蔣介石政府把當時中國大陸最好的一批學者帶到了台灣。許多台灣人認為，正是渡海大師們共同造就了台灣在文化、教育等人文方面的蓬勃發展。這次展出的許多名人手跡，雖然只是公文或手稿，也多體現出其本行本業的特色。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的信札和稿本，完全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研究的心得和考古手稿；一同展出的還有一件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信札，“那是一件寫給出版單位的回信，大意是收到了對方的公文，非常罕見。”

有趣的是甲骨學者董作賓書寫的“甲骨文”。一般採用條幅的形式，用朱墨表現。為推廣甲骨書法，董作賓書作旁邊都有楷書和行書的釋文，他常拿這樣的條幅送禮。

渡海大家帶來精緻書風

既是渡海大師書作，就不可不提書畫界的“渡海四家”——于右任、黃君壁、臺靜農和溥心畬，“四家”作品均在展覽中露面。吳主任説，“台灣早期書畫風格是粗獷的而不是細緻的，渡海四家的傳統功夫在當時的中國是最好的，正是他們把中原的明清傳統風格帶到台灣來的。”其中成就最大的還屬於右任。

中國近代傑出的書法家于右任融合諸體，以雄豪婉麗、蒼勁奇宕開創了一代書風。此次展覽中有6幅於氏書作，分別是草書3幅、2幅魏碑和1幅行書，也代表了他一生書風的轉變。此次展出的魏碑《翠亨村紀事》，是于右任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時期的作品，另一幅51×226cm的行楷立軸《題孟浩然詩》也是於氏舊作，書作遒麗明快，極好地體現了“于體”的特色。同時展出的草書《牧羊兒自述》是于右任的自述詩，對開，是書法家的早期書作。

於氏對於書法的興趣始於棱角分明的北魏書體，後轉向行書，兩類書體是他日後心摹手追的主要內容。

吳主任介紹説，五四運動時期，一些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比西方落後，就因為花了太多時間在寫字上，希望以羅馬拼音取代漢字。于右任也有這樣的隱憂，也想讓中國人減少寫字時間，於是想到減少筆劃。他找來10個助理，從唐宋以降的漢字中挑出60萬個草書字，由他甄選、改進，終於編成《標準草書》第十回版本，並引來大批追隨者。于右任不把寫字當成書法，而是讓社會大眾都來學習標準草書，因此把草書往美觀和易識兩個方面發展。“右老的草書運動在台灣沒有成功，但造就了他在草書方面的個人成就，有點無心插柳的意味。”吳主任説。

勤於揮毫，使得于右任留下了大量精品。“這20幾年來大陸、台灣和世界各地的拍場上至少有2萬件于右任的作品在流通。”吳主任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