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湘給陳氏的信

今年的7月17日（或農曆六月十一日）是我國近現代著名書法篆刻家、金石鑒賞家、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王福庵先生一百三十週年的誕辰日，剛過去的3月2日也是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的紀念日。王福庵（1880-1960）初名壽祺，字維季，後更名禔，字福庵，以字行。

沙孟海在《印學史》中論王福庵“畢生精力都用在印學上，亦擅長細朱文，創作甚富，茂密穩練，所作多字詞句印和鑒藏印，更見本領”。鑒藏印即鑒審（定）、收藏（書籍、書畫）用印。綜觀福庵一生所治的此類印不僅量大，且精美絕倫，無論其先賢或後俊，在此領域能與他比肩者寥寥。故其同時代的鑒藏家們為有福庵親治用印而欣喜，有的甚至“貪得無厭”，直至嗜痂境地。傅增湘便是其中一個。

傅增湘（1872-1949），字潤沅、沅叔，四川瀘州江安人。著名藏書家。因藏有南宋紹興二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資治通鑒》、南宋淳熙十三年宮廷寫本《洪范政鑒》兩書而顏其藏書處為“雙鑒樓”。又取蘇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顏其居曰“藏園”。光緒二十四年（1898）進士。同年入翰林院為庶吉士。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辛亥革命後，開始大規模搜訪中國古籍，致力於版本目錄學研究。所藏總計達20余萬卷。

藏書家之所以講究銘印，俞樾講得很清楚：“每念此物流轉不常，日後不知落誰手，雪泥鴻爪，少留因緣，亦使後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數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記識，不特一時據為己有，即傳之他人，亦或不即滅去。”鑒藏印之要義由此可見。然真正的藏書家們惜書如命，對鑒藏印十分苛刻，非工穩秀麗者不用，否則即為佛頭著糞了。為此，傅增湘尋遍京城等北方，無一刻鑒藏印的高手，便想起了王福庵。

因福庵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受聘于北京政府印鑄局為技正，又應“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該會古物陳列所鑒定委員。進京不久，福庵書印藝術便有聲于京城藝壇，文人名流為之傾倒，索書求印，絡繹不絕。然傅增湘與王福庵初無交往，直到三十年代末，“誰來刻我的藏書印”成了傅氏的當務之急。儘管此時早已定居上海的王福庵在榮寶齋等經營文房四寶的店舖和扇莊承接全國顧客刻章寫字的業務，傅氏還是想通過與福庵熱絡的人打個招呼，以期獲得圓滿的結果。於是他就托了老友、也是福庵的至交，且亦定居上海的陳漢第。

增湘在給陳氏的信中説：“弟藏書印無當意者，擬由榮寶寄請王福庵兄為治數印，印章及文字由榮寶送去，乞公晤時代為致意並述欽仰之忱。如來石不合用，即請其代覓佳石亦可。弟藏宋本千余卷，專待福公之章已十餘年矣！今年垂七十，不可再緩，故特以相煩耳。”（下圖）緊迫之情溢於言表。於是，福庵便為傅氏陸續刻了數十方姓名印、齋號印和鑒藏印（如下圖三方）。傅氏收到這些印後，欣喜萬分。在給陳漢第的信中雲：“北方刻印絕少名手，且福庵年齡漸高，趁其精力尚強，故多求數方。如此人才此後亦正未易得也！”傅氏眼光犀利，日後情形正中其語。

1944年春，增湘患腦血栓，半身偏癱。自知不能再行校勘，便把手校群書，全部捐贈北京圖書館。並遺命把珍藏的“雙鑒”二書捐獻國家。又以生為蜀人，應于鄉邦薄有報效，把外庫書籍34000余卷，捐贈故鄉，藏于四川大學。1949年10月，病逝于北京藏園，終年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