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昇華為書法藝術，是自然與歷史合謀恩賜給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當我們沉浸在書法所構建的文化氛圍中時，我們不該忘卻漢字的特殊貢獻。與馬克思、韋伯一道並稱為現代三大經典思想家的德國齊奧爾格·齊美爾説得好：“有些內容無須太明顯的努力就顯現出藝術的形式，好像造化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創造它們的。”漢字從它成型的那一刻起，就好像已經占卜到它的未來，那些手捧鐫刻著漢字龜甲的唸唸有詞的巫師，是否也在預測著漢字日後會籠罩神秘的魔力，而千百年來一直熠熠生輝的書法印證了這股神奇的力量。漢字作為書法的物質基礎，幾千年來從來沒有人想到它消失的可能性，以漢字為核心的文化場域，也從來沒有哪種力量能夠對之提出挑戰，儘管鮮卑、匈奴、滿族曾入主中原，但他們非但沒有消亡漢字，反而強化了漢字文化，於是書法也就可以安然自得地營造自己的生命體系，並締造了獨特的藝術大廈。但是，在國門大開的今天，在消費文化日益主導的全球化語境裏，一場“去漢字化”浪潮悄無聲息地進行著，書法生存的物質基礎和語境受到嚴峻的威懾，我們説書法面臨著危機、書法將走向終極，並非不合時宜，也非駭人聽聞。然而我們又並非束手待擒，我們可以利用消費文化的特質，利用漢字文化強大優勢，爭得漢字文化的話語權，在“唯漢語運動”中，依然能夠尋找到新的發展機遇，以王者歸來的氣度，迎來書法又一個輝煌的時代。
上篇：終極的可能
漢字使用的終極，便是書法藝術的終極。沒有漢字作基礎，書法也必將落得像楚辭、漢賦一樣的命運——供後之來者憑吊、研究的一種藝術形式，就像我們今天走向金字塔、爬上長城一樣，除了給予讚嘆外，不會再去砌墻，否則便是歷史蠢貨。失去土壤的書法，如果命運好的話，充其量成為沙漠中的胡楊林，只會留下一道慘美的文化風景。
在以英語為主導的全球化的當代文化，中國未能獨善其身，尤其是在經歷“文革”經濟衰弱的情景下，漢字文化成為落後、保守的象徵，於是一場去漢字化運動席捲而來，雖然它一反常態沒有呼喊口號——
如果你有興趣或者順便去逛逛學生文具櫃檯、文具商店，你會發現你置身於非漢字的世界，琳瑯滿目的書包、文具盒、筆電……這些文具的內外文字設計，百分之九十的都是英文（間或是日文、韓文），而漢字已經完全被排擠到陰暗的角落。
如果你走進稍微稱得上時尚的服裝店，從嬰兒服、童裝到中老年服飾，即使是百分之百的中國設計、中國製造，它的紋飾同樣是洋文，甚至商標也是非漢字化了，像“上海冠君紡織品有限公司”生産的“雅菲依爾”服裝，在宣傳時就採用“yafeier”作為代名詞了。
如果你使用電器，你會發現在所有的電器的功能鍵上，你再也見不到“開”和“關”等漢字，取而代之以“on”和“off”。頗讓國人自豪的國貨“TCL”則搖身一變，幾乎成為英文全面戰勝漢文的“典範”。
同樣作為普通百姓的我們每天打開電視看節目，見到的是熒屏左上方的“CCTV”。令人著迷的體育頻道右下方，即使是中國運動員，面對的觀眾全部是中國人，它所顯示的姓名、比賽成績全部是英文。儘管這是對漢語的蔑視，對寫漢字的國人不敬，但它依然趾高氣揚，儼然國家意志一般顯示著它的神聖。
這些僅僅是 “去漢字化”浪潮表現在消費文化中的表像。也許有人會説，小孩子使用的東西，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還會有人説，這些都是日常商品，沒有必要扯到高雅的藝術文化上，至於書法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但是這種思想是短視的，是有害的。現代社會商品極其豐富，物流極其暢達，溝通極其便捷，我們的空間幾乎被衣服、食品、電視、電影、電腦塞滿了，人的自主性逐漸喪生，自我空間越來越狹小，人的精神、情感、價值觀幾乎被商品所左右。英國著名文化理論家約翰·斯道雷指出：“在這裡，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被意識形態的運作所鞏固，即通過日常生活品的提供，有效地摧毀本土文化並把美國的生活方式強加於當地人群中……人們被愚弄而不能認識到，如果他們喝可口可樂或穿著利未的斜紋布衫，他們的本土文化就將被摧毀而且將變成美國化的結果。”商品不等於文化，消費也不等於文化，但商品、消費卻是時尚的代名詞，追求財富，滿足虛榮心，確認身份，會在購物、消費中得以實現。在去漢字化的運動中，每個個體都由原先是不自覺的被動的旁觀者、參與者，到後來變為主動的踐行者，因為他們不想被貼上落伍、保守的標簽。英國蒂姆·愛德華茲深刻地揭示了人在消費中被改造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由商品的物性向文化轉變的內在特質：
日常生活已經改造為消費資本主義的延伸，而且人也被改造成消費者或旁觀者，其中商品化了的意義以及嵌入符號系統的象徵價值，情感價值，都已被內化為現實的表徵。
購物、即使是日常用品的購物，現在都已經完全失去了其作為一種活動的地位，而簡直變成了一種體驗。它失去了一種物質性，成了一種文化事件。
當這種消費文化獲得普遍意義，成為必然的大眾文化，我們不得不擔心漢字的前途，書法的未來。由此，在華麗的商品面前，在瘋狂的消費過程中，我們應該清醒了，至少要保持警惕，尤其是校園文化，康得説過：“人類在其類的整體中接受教育。”學校是作為一個有秩序、有組織的整體，而大街上形形色色的消費群體，則是淩亂的無序的整體，亞文化（時髦的説法是非主流文化）在其中是相當活躍的，當去漢字浪潮這一非主流文化成為常態時，整個社會即會陷入集體無意識狀態，漢字文化的話語權也就會喪失。二十多年的去漢字化運動，已經初現它的危害，漢字漸行漸遠，書法越來越遠離大眾，書法教育越來越怪異。2009年上半年，南京藝術學院招聘書法教師，三名書法博士生前來應聘，言恭達先生主持招聘，第一場測試是讓三位博士生臨寫王羲之的《喪禮帖》等經典名碑名帖，結果是三位博士生竟然臨得沒有大一的學生好，實在令人遺憾。如果這還只是一個特例，那麼下面調查測試就不得不讓我們反思了：
有關部門對不同人群進行測試，要求每人寫出“我雖然工作在風光旖旎的地方，卻很寂寞，所以我要跳槽”這句話。結果，寫不出或寫錯“旖旎”兩個字的佔95%，“寂”字佔54%，“寞”字佔65%，“槽”字佔70%；書寫潦草的約佔70%。
上海的一份“漢字書寫現狀”調查顯示，年輕人寫鋼筆字不規範的佔70%-80%。
北京的一份調查顯示，41%的小學生漢字書寫達不到《語文課程標準》所規定的“正確、端正、整潔”的要求。
不能寫規範的漢字，就沒有漢字文化的語境，也就沒有書法藝術的根基。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書法之所以能綿延數千年，是因為有著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這就是對漢字的敬重，對藝術化書寫的崇拜。在中國古代“書寫和吟讀比口語表達更具審美價值，更符合士紳的身份”。書寫漢字是文化人的標誌，揮寫書法卻是身份的確認，書法家成為時尚的符號，大眾追捧的對象。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分析中國這一現象時説：“由於文字（漢字）著作和文獻具有原始魔法意義，因此使得這些大官的印章和手書也具有半神聖和去邪的意義，考生的考試用具甚至也獲得了這種意義。”但是在今天“去漢字化”浪潮中，這種對文字、對書法的崇拜已經轉嫁到英文身上去了，即使是用漢字簽名也不能正常了，字不一定寫成書法，但一定得寫成字母化。前些時候，鬧得沸沸颺颺的“趙C”取名一事，進一步證實了在當今的文化語境中，使用英文是緊跟時尚的潛臺詞，而正常書寫漢字則會帶來羞恥感。當使用英文成為時尚時，將是漢字文化的沒落，也將是書法的終結之始。齊美爾深刻地分析了一個人追逐時尚內在動因：
為了獨特的內容結構，時尚提供了個人性的引人注目，這種引人注目看起來總是合適的，不管它的外觀或表現方式如何過分；只要它是時尚，它就可以免於個人在成為注意對象時所會經驗到的不愉快的反映。
這種個體動力會加速時尚的不斷升級，為了宣示自己更加時尚，他們會變本加厲，並且相互影響，“去漢字化”的浪潮不會就此平息，漢字文化也因之丟城失地，書法藝術將成為遊蕩的靈魂。現在我們能清楚地看到成長于去漢字運動初期的80後們對漢字感覺的鈍化，對書法的生疏，只要去看看他們製作的動畫片，就能説明一切，雖然講述的是中國故事，但人物的面孔已經分不清是中國娃還是美國妹了，英文到處飛，漢字節節無。如此一代一代走下去，書法還會有存在的空間嗎？幾年前，我驚奇地發現動漫《三毛流浪記》裏的舊上海的情景做得很到位，它再現了活脫脫的漢字文化場景，可是一打聽才知是日本人幫助做的，中國似乎失去了繼續做漢字文化的能力。這也難怪日本人總是以傲慢的姿態，藐視我們，這也怨不得別人，自廢武功，談何尊嚴。在“去漢字化”浪潮的過程中，我們的考試製度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大學語文》不考不要緊，但英語非要過關，否則不予畢業。可是據權威機構調查，有70%的大學生在畢業後根本用不到英語。同樣，國畫、書法考研、考博，不重書法，卻要背英文，以致相當一部分人滿口皆英文，書法卻寫不好，而有些國畫家竟然就不會寫書法。所以搞得某些書法、國畫研究生、博士生被人瞧不起，很沒有臉面。更糟糕的是還些所謂的書法專家跑到國外去講學，弄了一些非漢字書法，説是創新、現代派、純藝術，説是跟國際接軌（西方國家根本就沒有漢字書法，跟它接軌，真是作賤書法），並用一張英文證書來向中國人證明：這就是時尚，這就是現代，就是中國書法走向了世界。這真是鬧劇，如果我們連羞恥感都丟棄了，將是書法的窮途末路。
當漢字不再被敬重，漢字文化的話語權被罷黜，英文成為時尚，並成為日常消費的時候，書法便會離我們而去。一旦書法淪為僅僅是一個文化記憶，成為古董，它最終只會落得像博物館裏的青銅器一樣的命運——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藝術、一個文化的終結。
下篇：王者歸來
但是，在聲勢浩大的消費文化面前，在“去漢字化”的浪潮裏，書法無需自怨自艾，也不會坐以待斃。因為中國文化有一個不斷自我完善體系，具有強大的消解功能，它總能以謙卑的姿態熱情接納一切外來文化，儘管曾經也有執拗的時候；然後消解、改造它們成為自己文化新鮮的血脈，如此中華文明方得以維護，並傲視其他文明古國而屹立在東方。書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發展為中國文化獨特的符號，相信只要漢字不廢，只要漢字文化的話語權仍掌控在我們手中，書法一定不會就此終極，在中華民族全面復興之際，它還會以王者歸來的氣魄，再次締造一個輝煌的藝術王朝。
人類學家包阿斯提出藝術有兩個主要來源：“一個是技術的獨立發展，亦即技術處理中某些完美規範的發展，其結果形成了一些‘典型形式’；另一個來源是在宗教和其他社會現象中找到的。”這裡包阿斯提出藝術形式與發展的兩大因素：一是自我的發展，二是社會環境的制約。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書法與中國畫分道揚鑣，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言人，這足以證明它的生命力和藝術價值，但是書法是由漢字書寫發展而來的藝術，因此它與現實生活、實用哲學的緊密性又明顯強于其他門類的藝術。書法源於漢字，服務於現實人生，消融于社會生活。書法經過新時期三十年的發展，其技術處理日臻成熟，某些成果已經形成了新的“典型形式”，這些“典型形式”將作為歸來王者的潛伏基因，待到風雲際會之時，它會聚變成充滿親和力的藝術王者。但是在此過程中，我們不能忽視消費文化的積極作用以及“去漢字化”浪潮所帶來的潛在的危機。
問題是我們有些書法家一聽到消費文化、大眾文化就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態。確實，作為藝術家應該“關注于當下的創造性勞作和審美判斷的永恒性，而不是下周的收支平衡或下個月的晉陞。”但是如果把高雅文化與商業文化搞得嚴重對立起來，確是個誤區。事實上在消費文化中，商業與藝術是難分難解的。書法自古就是介於雅俗之間，也幾乎沒有脫離過消費文化的推動力。不少書法家就曾借助於消費文化成功推銷書法，轉換角色，提升形象，王羲之、張瑞圖便是其中的代表。王羲之為老嫗題扇銷售，固然是出於道義，但他在扇子這一商品銷售過程中，他所題的字和扇子共同組成了一個文化符號，這一符號不僅使得扇子銷售一空，而且王羲之的書法也因之進入大眾的視野，成為消費文化中的一部分，這有助於提升王羲之的知名度、美譽度，為日後王羲之被推上“書聖”的位置罩上了神秘的光環，而這神秘的的光環是一個人走上歷史的制高點所不可缺少的。張瑞圖的書法也在世俗文化中大放異彩，因他“係水星，懸之書家中可避大厄”。大眾包括在日本擁有張瑞圖大量的書法作品，是奠定其在書壇地位的重要因素。藝術如何在消費文化中被經典化的，美國理查德·奧曼在對美國現代小説經典化分析中，為我們勾畫出明晰的路線圖:
出版工業，就它浸透了職業經理人階級的價值而言，影響特定作品的名譽與聲望。像《紐約時報書評》這樣的期刊，通過帶有偏好的評論促成其成功，不經意地加強某些被認為是代表了這種價值的作品。奧曼不僅是簡單地解釋了是什麼導致大量讀者每年只讀相對較少的幾本書，他還論證了出版商和期刊如何影響“嚴肅”文學的經典。他寫道，通過覆蓋大多數美國精英知識分子，一個《時報》的重要評論能夠有助於把一部小説寫入一個文化議程，並確保其他的期刊將不得不認真對待它……如果一部小説的品質被一家知名的期刊認證，那麼它就可能吸引更專業和學術性的期刊上的批評家的注意……通過這條路徑它可以進入大學教科書，在那裏的特定語境中……承認它作為文學的資格。
這段文字論證了出版商和期刊是如何有選擇地影響大眾、知識精英，如何將普通的文字取得“文學的資格”。任何文學藝術的經典化都是一個共同的、專業的、家庭的、社會的、商業的及民族的——利益網路的結果。漢字如何獲得書法的身份，書寫如何獲得書法家的資格，商業文化、消費文化、大眾集團掌握著大量的話語權，尤其在今天我們日益被消費文化所包圍個體逐漸失語的社會，這種情形更會放大。對此我們無法回避，也無處可逃。當然我們也不必恐懼，當代文化社會學巨擘、法國著名思想家布爾迪厄通過大量實例證明了審美消費與日常消費的同源性，他打破了審美消費與日常消費之間一度不可逾越的界線，“將審美消費置於日常消費領域的不規範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得以來一直是高深美學基礎的對立，即感官鑒賞與反思鑒賞的對立，以及輕易獲得的愉悅與純粹的愉悅的對立”。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讓書法重新回歸到生活中去，它曾經聚集日常生活的智慧，成為藝術的恩寵，當然它不便背叛給予它生命乳汁的大眾，更不會將自身的審美消費與日常消費對立起來，這也是作為王者的書法所遵守的社會基本道義。
消費文化的瘋長並不可怕，“去漢字化”浪潮的勢頭一定會得到遏制，它的野蠻性、掠奪性會警示我們：在以英文為基點的文化霸權到處遊弋的今天，我們必須捍衛漢字文化話語權。這是開放、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