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蕭武
近年來，出生於1970年代的青年學者也逐漸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與父兄輩相比，雖然他們進入學術界時間還很短，學術思想積澱仍有各種各樣的缺陷，但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思想品質與前輩截然不同，他們更願意直面問題，即使有各自的思想立場和知識背景，在思考問題時仍以問題為中心，而較少意識形態方面的自我束縛。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的問題意識往往與他們的生存經驗、生命體驗密切相關，因此更加富於激情，對於學術思想的態度更加真誠。他們的知識視野也明顯較前輩更寬，不會被自身的專業分工所拘囿，興趣十分廣泛，既能以理性的態度進入現實或理論問題研究，也能夠對重大的思想理論問題進行思考。話語方式上，他們也較少父兄輩中間常見的翻譯體風格，能夠比較自由地運用各種風格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思想。對已經沉寂近十年的學術界來説，這代人的全新登場為學術界帶來了一股清醒的風氣。
在此背景下，《天涯》雜誌社與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了首屆博鰲青年思想沙龍。來自北京、上海、武漢、重慶和海南等地的40余位中青年學者、專家與會，其中18位提交了論文。沙龍為期三天，自8月28日到30日，與會者進行了五場專題討論和一場圓桌討論，平均每日兩場，每場討論的氣氛都十分熱烈，與會者積極發言，致使幾乎每次討論的時間都不得不延長，甚至出現了個別人想發言而找不到機會的情況。開幕式由《天涯》雜誌社長孔見致詞，《天涯》雜誌主編李少君在主持時表示：期望青年思想沙龍成為思想爭鳴的發生地，思想創新的發源地。
第一場討論的發言圍繞著中國崛起與國家認同重構進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立在題為《不是倚靠勢力，就是倚靠才能：談G2地緣戰略與世界機制》的發言中提出，中國應當“跳出世界看世界”，重新認識世界機制，並在此基礎上認清“G2”這一提法本身就是一個圈套、一個陷阱。四川大學博士生魯明軍則在題為《帝國敘事與認同政治》的發言中提出，當代中國的帝國敘事與認同政治近年來被解放出來的同時，也在被超越和重構，即不再將帝國理解為傳統的征服帝國或掠奪帝國，也不是無中心、無疆界的霸權帝國，而是一種內涵“天下”背景的新帝國。這樣的敘事充滿著內在張力，不僅重構了認同政治，所以只是一種敘事或修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教授何光順在《中國國家認同的現代倫理基礎》中提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中産階層規模日益擴大，公民社會正在形成，文化上出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因此，國家應當有意識地引導公民社會倫理的形成，重建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暨南大學副教授陳林俠在題為《華語電影的國家形象、消費危機及其重建》的發言中，通過分析近年來的政治電影、革命傳奇片和古裝片中的國家形象説明，這些影片中都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未能提供太大幫助，因此，應當引導華語電影去向世界展示中國的文化傳統，直面現狀的共用共同體，將自身的社會理想與政治理想結合起來，構想民族國家的未來，進而有效地建構國家形象。
第二場主題討論圍繞著中國革命的歷史與遺産展開。蕭武在題為《毛澤東與中國傳統》的發言中，通過分析毛澤東思想中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兩個成分在不同時期的消長提出，“毛無儒不立，儒無毛不行”，在未來的中國文化思想框架中，毛澤東思想與儒家思想傳統的關係應當是“以毛為本、以儒輔毛”。《文藝理論與批評》副主編李雲雷則在題為《重讀毛澤東選集》的發言中提出，毛澤東的作品雖然包括文言、詩詞等多種形式，但最能展現“毛文體”的仍是《毛澤東選集》中的白話文，這些曉暢明白的白話文最能代表毛文體的風格，而這種文體是中國傳統的“政論文”的現代轉化。毛澤東的這種文體創新，為現代漢語寫作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上海大學博士後冷嘉在題為《“興家計劃”與“組織起來”：延安時期中國農村社會的重建》的發言中，以柳青創作于1947年的第一部長篇小説《種谷記》為例，分析了延安時期的新家庭建設運動，並指出，延安時期形成的民主生活方式也構成了對之後新中國政治建設的深刻質疑。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姚丹在題為《中國革命的“人學”想像》的發言中分析了中國革命話語中工農兵等階層對“人”的想像與知識分子的不同，他們對自己的表述要比知識分子更加“書面化”一些，融入知識世界以成人的願望也十分強烈。
第三場主題討論的主題為當代文學與文化。海南大學教授劉復生在題為《當代文學何為？》的發言中回顧了建國60年以來的當代文學，指出現在或許已經到了重新創造當代文學的時刻，它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對當代文學的政治性與當下性的自覺意識，文學寫作不得不是一種文化政治的自覺承當與面向當下不斷地創造新當下的烏托邦實踐。安徽師範大學副教授丁雲亮在題為《閱讀文化的歷史反思》中指出，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我們必須打破簡單的高雅、通俗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既對當下的閱讀文化保持警醒，又要面對通俗化、消遣性的閱讀文化趨勢，自覺擔當文化批判和傳承的責任，建立一種批判性、介入性的閱讀文化。上海大學文化研究係羅小茗在題為《不確定性的制度化：以“沒規矩的語文”為例》的發言中通過分析自新課程改革以來，課程形成的實際過程，説明改革所實際形成的課程生産機制，並指出，在改革過程中，國家雖然將課程生産權力下移到地方教育主管部門，但這一改革並未改變此前人們所批評的教育現狀，反而造成了新的問題。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張慧瑜在題為《“重寫歷史”與新主體的浮現》的發言中分析了近年來流行的影視作品，並指出這些影視作品背後“重寫歷史”的意圖，而這種重寫意味著新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同時正在建構並召喚著新的歷史主體。
第四場討論的主題圍繞著三農問題進行。嶺南大學博士生潘家恩在題為《從三農問題到鄉村建設：百年現代夢在中國農村的現實處境與反應》的發言中回顧了近百年來中國現代化對中國農村的影響，以及農村所産生的反應，將農村的變化與反應放在中國追求工業化的歷史脈絡中，重新理解鄉村建設作為一種相對於現代化而又立足鄉土的“自我保護運動”，思考並挖掘其資源、意義、限定於空間。上海大學博士生余亮在題為《農民的話語寄生及啟示》的發言中，以他在皖北一個“算命村”的調研經驗為例，分析了當代中國農民在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下，建國後建立起來的主體性已經瓦解，當代中國農民正寄生在各種各樣的話語中。他指出，僅僅以社會學或政治學的方式來研究當代中國農民是不夠的，應當引入文學視角來觀察農民的政治能動性。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楊華在題為《論農民的人生歸屬於意義世界》的發言中，從農村婦女的人生歸屬於意義世界入手，分析了中國農民傳統的意義體驗模式，最後指出，在當代中國農村，隨著宗族社會的解體，傳統的意義體驗模式已經失效，應重建農民的歸屬體系中的意義實驗，著重于“歷史感”與“當地感”。
第五場主題討論主要圍繞著當代中國社會的熱點問題進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陳柏峰在題為《基督教傳播與中國宗教再認識》的發言中，以其在湖北通山縣的調研為基礎，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國農村的傳播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並指出政府對宗教進行統計時的某些概念錯誤。他在發言中將中國農村的宗教分為根本性宗教與輔助性宗教，最後指出，對中國的宗教現狀應當重新認識並做出應對。佛山電視臺評論員石勇則在題為《當代中國的結構性暴力和報復性暴力》的發言中針對近年來中國頻發的暴力現象，他認為，對這些暴力現象不應當以人道悲劇之類的概念敷衍過去，而應當深入分析其出現的社會背景。他指出，在這些暴力現象的背後，往往是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形成的結構性暴力，這種暴力長期存在，構成了對無權勢的弱者的壓抑甚至迫害，因此使他們潛在地存在一種報復的衝動。海南師範大學張偉棟在題為《李澤厚的閱讀式寫作與言語的政治》的發言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中國的革命話語被解構過程中，李澤厚的哲學思考與實踐發揮了重大作用。他以李澤厚的代表作《美的歷程》為例，分析了李澤厚的話語實踐及其改造毛澤東時代的革命話語的過程。
最後的圓桌討論中，上海大學教授王曉明在引言中指出了當代中國面臨的四大理論課題，著名作家、原《天涯》雜誌社長韓少功因故未能到會，論文由《天涯》雜誌原主編、著名作家蔣子丹代為宣讀。隨後，與會者圍繞毛澤東與文革、當代中國的話語政治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綜觀整個沙龍的全過程，討論最多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對毛澤東晚期思想與文革的歷史經驗、如何面對三農問題等問題上，幾乎每次出現這些問題，都會引起與會者的激烈論辯。但隱藏在這些討論背後的是，中國近百年發生的巨變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傳統與文化傳統，而且，在100多年的中國革命的歷程中，革命本身也已經形成了新的傳統，這些傳統都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及思考問題的態度與方式。在改革開放進行了三十年之後，中國崛起正在變成現實，中國問題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不僅有內部問題，也有國際性問題，更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領導權的爭奪等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向西方尋求思想資源的做法已經越來越捉襟見肘，重新認識和理解傳統與中國的歷史經驗，從中尋找靈感，建構中國的文明自覺，這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
雖然與會的年輕學者們經驗尚淺，未必有能力對諸多重大思想理論問題有深入的研究，但他們不回避熱點問題，對歷史與現實無所顧忌，對思想資源的調動與使用很少有拘束。在發言中被提及的思想資源覆蓋了古今中外的多種理論與方法，左派與右派的對立情緒在他們身上雖然也部分地存在，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對現實問題的理性討論。因此，與會的海南大學教授張志揚在評論時表示，這些年來，他從未見過在學術會議上公開地談論毛澤東，在這裡卻見到了，他感到十分欣慰。上海大學教授王曉明也在最後的引言中表示，他在這次會議上看到的討論之熱烈，是他在其他專業領域的學術會議中所未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