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日子在《人民日報》上讀到兩篇文章。一篇是《“研討會”怎麼開》（8月23日第24版）；另一篇是《民間文物鑒定亟需依法管理》（9月8日第9版）。兩文都有的放矢，針砭時弊，旗幟鮮明，説理充分。筆者有同感，同時也有幾點看法不知可否作為這兩篇文章的補充。
兩篇文章所談的兩個話題：一個是文藝作品研討會，一個是文物鑒定，從法制層面和道德層面上説，其實是一個問題。那就是：掌權者如何遵紀守法，強化規則，我把它簡化為“守則”；掌握話語權的專家學者如何堅持客觀標準，把牢職業操守，我把它簡化為“守節”。目前的文藝評論和文物鑒定，都碰到這個問題，似有進一步研討之必要。
先説“守則”吧。人們常説，我們的社會處於一個“轉型期”，許多事情“無法可依”。這話有些道理，但不完全。現在的問題是，更多的情況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最近媒體炒得沸沸颺颺的“金縷玉衣”事件，是“無法可依”還是不守“規則”呢？民間文物鑒定是存在強化規則的問題，但“規則”總是有的，比如是真是假，是正品還是贗品，這總該是公認的“規則”吧。而“金縷玉衣”事件，是簡單地違反了“遊戲規則”，還是涉及經濟犯罪問題了？幾個專家説，這個“金縷玉衣”值24億元，你銀行就大膽放心地給騙去10億元的貸款。是“無法可依”嗎？作為有關領導，特別是金融貸款的掌權者，不去想一想，作為“國寶”級的“金縷玉衣”全國有幾件？他一個人就擁有兩件，這不是“天方夜譚”嗎？你一下子就給10億元貸款，用“無法可依”的藉口，恐怕是説不過去的。掌權者為什麼沒有遵紀守法，有沒有背後的原因當另説，沒有“守則”，至少總該進行深刻的反思吧。
説到有些文藝作品研討會，也有一個“遵紀守法”問題。文藝作品研討會，本來是一種文藝評論的方式。過去很少有研討會，文藝批評照樣健康進行。現在諸多研討會，倒使文藝批評有些“變味”了。有些研討會，會場越來越豪華，宴會越來越上檔次，厚厚的“紅包”送上來，還説什麼“微薄車馬費”。有些地方領導有私心，不惜花公家的大錢，把研討會搞得“排場”一些，自己也好在全國媒體上“露露臉”，這恐怕就有失公心，有違財務規則了。他們揮霍的這些錢是從哪來的？如果是公費，這是納稅人的錢啊；如果是老闆“贊助”，恐怕也不會有那麼便宜的“免費午餐”。因此，從法制層面上説，有些所謂“研討會”和“鑒定會”，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們再來説“守節”。我國的知識分子一向是重視“節操”的。自從京城文藝界研討會之風興起，有些評論界人士也就開始“失節”了。早在十多年前，大概是1995年左右吧，就有人批評文藝評論界出現了“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軟”，“失去了職業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現象。當時還有些爭論，有位評論家在他的《開會與文學》一文中記錄過這場爭論。十多年過去了，此風依舊，而且愈演愈烈。有些經常“光臨”甚至“承包”這種研討會的人，久而久之，被人稱為“國家級評論家”，好像他的話就代表國家，代表黨，他肯定的作品就是國家對此作品的“欽定”。而這些人因忙於“趕場”根本沒有讀作品原著，就在研討會上大發議論，對某些作品大加吹捧。有些作品就據此拿了全國大獎，作家也由此提了級分了房，得到許多實惠。至於最近出現的“金縷玉衣”事件，就更“不靠譜”了。有人説，專家應該有“資質”。那幾個被人公認的文物鑒定“頂級專家”，該是有“資質”了吧。不知出於什麼力量驅動，也“走火入魔”了。他們僅僅隔著玻璃罩看了看，就簽署了鑒定證書，致使國家蒙受了多少億的損失。不説這些專家拿了多少“車馬費”，從道德層面上説，他們的這個舉動，也有失大家風範，恐怕也是一種“失節”行為吧。其實，我們許多老專家品德是高尚的。“文革”前，我作為記者多次參加過中國劇協舉辦的省市戲劇晉京演出座談會。我記得像田漢、張庚、王朝聞、郭漢城等一些戲劇專家，他們很認真地發言研討，開會開到12點多，連個工作餐也沒有，各自回家吃飯，更沒有什麼“車馬費”。他們的高風亮節，令人十分感動。曾幾何時，有些文學作品研討會變味了，文物鑒定變味了。我們的某些所謂“國家級評論家”，還有如 “金縷玉衣”事件的幾位頂級專家也變得那麼“世俗”了，在會上胡説一通，在會下寫個不負責任的鑒定書，難道不是一種“失節”行為嗎？要知道，手握審批權是掌權，掌握話語權也是掌權。掌權就要為民興利，就要公平、公正。你胡亂使用話語權也應當感到內疚和自愧啊！
不久前《南方週末》有關徐悲鴻的人體畫事件，似可再為一佐證。 （繆俊傑）
依筆者愚見：有些形式主義的研討會應該少開或者不開。一些太離譜的文物鑒定應該杜絕。那些掌握經濟實權和話語權的人們，應該更多地思考“守則”和“守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