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作品創作于解嚴之後
《南風窗》：雲門舞集創辦于1973年，經歷了台灣的戒嚴和解嚴，這個轉折對雲門舞集的藝術創作有什麼影響嗎？
林懷民：相比文學、戲劇、流行音樂等，舞蹈藝術受到的壓力相對較小，有關方面不會強迫舞蹈創作完全圍繞政治。在戒嚴時期，我並沒有清楚地感覺到不自由，而是解嚴之後，忽然覺得個子變高了。回過頭仔細想想，並不是自己個子矮，而是戒嚴時期的天花板太低。
《南風窗》：空間感不一樣了？
林懷民：戒嚴時期的禁忌並非成文的規定，而是一種漂浮于空氣中的東西。除非你被抓起來了，否則不會有太大感覺。在解嚴之後，我才慢慢發現想像力可以無限深遠，可以創作一些不同以往的東西了。簡單來説，就是舞者不再服務於一些特定的文字或角色，白蛇和黛玉不一定要有青蛇和寶玉了。思想自由以後，舞者的身體和動作也獲得了自由，在臺上如魚得水。我們最好的作品都創作于解嚴之後。
《南風窗》：所以説藝術與政治之間存在微妙的聯繫？
林懷民：一點都不微妙，而是很嚴重的關係。戒嚴時期有審查制度，一些作品無法發表，也有人被審查被起訴被關押，這是很可怕的事。但更可怕的是自我審查，在審查制度營造的氛圍中，自己把自己憋起來都不知道，形成一堵無形的墻。解嚴後，墻倒了，露出了遙遠的藍天，想像力可以盡情馳騁。這反倒是另一種考驗，即你要證明自己有想像力，而且有能力去呈現自己的想像力。但我絕對不願意回到任何有審查制度的社會去創作。
《南風窗》：很多民間舞團不可避免地面臨資金困境，雲門舞集似乎做得比較好，現在已慢慢走向了財政穩健，是怎麼做到的？
林懷民：雲門舞集幾乎每場表演都滿座，但還是缺錢，很多人對此不理解。舞蹈演出不同於流行音樂，流行音樂錄一首歌就可以無限複製，但舞蹈演出的第1場和第100場，消耗的人力物力是一樣的。全世界的這一類團體都難以自負盈虧，要依靠國家撥款、民間捐助和企業贊助來維持。
雖然我們仍不富足，但已經過了不知道明天的錢在哪的階段。企業界的支援是雲門舞集活下去的重要支柱，比如雲門舞集的戶外公演是由台灣國泰金融集團資助的，至今第15年了。如果純粹為了商業回報，它不會做這樣的事。它更多是為了一個承諾，一個理想。15年的戶外公演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和改變，並非物質可以衡量的。
2008年雲門舞集排練場失火，所有東西付之一炬。在短短的3個月內，雲門舞集收到5000多筆捐款，有企業的兩三百萬，也有小朋友寄來的100元。我們走在路上，經常會有人跟我們説“加油”！沒有企業和民眾的支援，雲門舞集很難堅持這麼長的時間，也很難在國際上走到今天的高度。
《南風窗》：您想到有這麼多人捐款嗎？
林懷民：沒有想到，但我想所有的捐款都是為了一個期待，大家希望共同來完成它。我們租了一塊漂亮的地重建排練場地，租期是50年。在重建計劃中，新的排練場不僅供舞者訓練，也對外開放，成為一個平臺，一個旅遊點，可以舉辦藝術節、兒童課外教學等。現在人們的娛樂活動只剩下卡拉OK和Party，這不是一件好事。你用什麼樣的東西、什麼樣的態度去與人們對話，他們就受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希望可以培養出台灣民間優雅的品質。50年後，或許我已經不在這裡了，但這些經由時間沉澱下來的品質不會輕易散掉。
《南風窗》：您説過，美國有一個公式，對於民間藝術團體，政府補助33.3%，民間資助33.3%，演出收入33.3%，是最健康合理的狀態。現在雲門舞集得到的政府補助只佔15%左右，這一塊是不是太少了？
林懷民：台灣對藝術給予全部的自由，這是最大的支援。補助的預算確實不理想，因為有關部門往往注重硬體的、看得見的投入，忽視一些軟體的、看不見的東西。但是軟體往往比硬體更重要。藝術需要長期的承諾，而不是一付出馬上要求得到回報。
藝術永遠可以安慰和鼓舞人
《南風窗》：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在推動建設文化産業園，這是政府支援藝術的一種好的形式嗎？
林懷民：文化産業不一定是文化，這裡面有很大的空間，完全看戲怎麼唱。有些人不講“文化”，只關心“産業”，最後把文化産業園弄得與藝術完全無關。
支援藝術有很多種方式。在台灣，企業家提供資助，請我們到他的家鄉演出，這樣既可以為家鄉做點事，也在無形中支援了一個團體。在澳洲，有一個基金會專門購買年輕畫家的作品，出租給市民，年輕畫家既賣了畫，基金會也得到回報。在巴黎，藝術家和學生們非常幸福，他們雖然很窮，但藝術的大門隨時敞開著，去藝術館看展覽可以免費，聽音樂會可以打折。現在大陸的美術館和博物館正慢慢免費開放，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可是藝術展覽和演出的票價非常貴，以我的收入都感覺難以支付，自然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被攔在劇院之外了，我覺得很心疼。
《南風窗》：藝術變成了一種非常小眾的東西。
林懷民：年輕人需要這些東西。如果沒有人給他提供精神上的糧食，他永遠只會去買樓炒股。在德國，大劇院賣出的每一張票都包含政府補貼，所以票價不會很高。中國大城市都建起了豪華的大劇院，節目也越來越多，但票價太高，人們進不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劇場本來是為了讓人們進來，尤其是讓年輕人進來的，他們代表著未來。
《南風窗》：您是説政府支援藝術，不僅要投入資金，還要投對方向？
林懷民：是的。蓋大樓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幾年之內城市就能換個樣子，但社會氣質的改變和個人素養的提高，需要漫長的時間和多方面的匯合，並非學校集中集訓就可以完成的。二戰時期美軍轟炸德國最激烈的時候，德國還有地下音樂演出。人們聚集到地下室，用黑布把所有的窗戶都遮起來，在裏面安靜地聽演奏。當時人們餓得皮包骨，但聽完音樂會，走出地下室，感覺還能活下去。德國戰後復建之快沒有令我感到很驚訝，因為它的文化中本來存在這種東西。日本也是這樣的民族，日本人震後表現出來的從容鎮定令人震驚。藝術不僅僅是感官感受，它還蘊含著思維和文化，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氣質和走向。
《南風窗》：但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流行文化卻往往比純粹的深度的文化更容易佔據市場，這與發展階段有關嗎？
林懷民：這在全世界都一樣，無關發展階段。在紐約，人們在林肯中心看演出時很放鬆很快樂，但一走齣劇場，説話的聲音都變小了，面對著冷冷的地鐵感到害怕，因為社會治安不好。如果剛才説的那些事情不做，社會可能變得更加離奇。而這對於大陸尤其重要。大陸地廣人多，人們很難聚集在一起，但至少一起走入劇場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感動的時候，人們是在一起的，而且是自己買票而不是被動員來的。
《南風窗》：您説過大陸是一個變數，這是擔心商業對藝術的侵襲嗎？
林懷民：商業的東西要發展，純粹的藝術也要扶持，在五光十色之外要有一些安靜的東西，才能形成一種對抗和平衡。在大陸，不要説劇場，連電影都遭受了巨大衝擊。我非常懷念《秋菊打官司》時代的張藝謀。
當然，文化的培育需要時間，但很多東西不能等待，而這些東西會影響社會每一個人的價值取向。我有一個人類無法實現的夢想：實現精神的均富。我希望有一天，一個工地上的工人也能聽著貝多芬，在那一刻把所有的委屈都洗刷掉。在西方，很多人並不富裕，也會花錢去看演出，當然票價不會很高，但從中得到精神的滿足。這並不是很難實現，更重要的是培養起一種內在的價值觀。藝術永遠是可以安慰和鼓舞人的，不需要理由。
《南風窗》：您所做的一切是為了讓雲門舞集走得更遠嗎？
林懷民：我不是一個偉大的舞者，從來沒參加過專業舞團，傻裏傻氣地走到現在，只能説我很感恩，在38年後依然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我的理想沒有變質，還是與出發時一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雲門舞集為橋梁去實現那個無法到達的夢想。
（本刊記者陳統奎對此文亦有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