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網友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2006年12月13日下午3點整，我們如約來到了“藝術中國”欄目，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一輝，非常高興我們請來了著名的藝術家，畫僧史國良先生，請允許我代表“藝術中國”歡迎史老師，並與網友朋友們進行聊天互動。

史國良：阿彌陀佛。

主持人：我和史老師見面是兩周前，在史老師的畫室裏最吸引我的是整整一面墻的書架，大部分都是藝術類的書籍和畫冊，這些藝術類的書籍和畫冊對史老師平時的創作有沒有什麼靈感和啟發？

史國良：這是一方面，對於所有從事藝術的朋友來説，無論是美術、音樂還是舞蹈、文學，讀書是增加軟功夫最重要的一方面，硬功夫是你所從事的專業。軟功夫是文化，增加你看生活的深度以及看文化的角度、對生活的敏感度，方方面面，烘托你硬專業最有力的手段，是一個補充。

主持人：您今年或者在最近幾個月裏有沒有創作一些新的作品？比如比較大型作品，或者您參加過什麼樣藝術類活動？

史國良：我一直在進行創作活動，基本上沒有停下來，我在好多年以前開始畫西藏，也畫了很多年西藏，去了很多次西藏，我一直夢寐以求想畫一組以大昭寺為主題的西藏，希望觀眾跟著我的畫筆，我帶著信徒們在寺裏走一圈，參加各種禮佛的活動，從各種各樣的角度把大小不同的畫展現出來。因為信徒們心目中的聖地是拉薩，拉薩的中心是大昭寺，大昭寺的中心就是那尊佛像，是文成公主進藏的時候帶去的釋伽牟尼的12歲等身像。可以説拉薩這個地方成了中國所有佛教徒的聖地，尤其是信仰喇嘛教和黃教的聖徒們，如果可能的話，每人一生都要來一趟，所以很神聖。所以我一直想畫這樣一個活動。因為在去拉薩路上，如果坐汽車走進去，經常會看到一家子，或者兩三個，成群結隊的人，一邊磕頭一邊往拉薩行進，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幾千里地一路磕頭走到拉薩。我很感動，也很希望從我的畫裏感受到這樣的壯舉。

主持人：我們期待著您的大作。

史國良：也開始陸陸續續畫了一點，有機會會展示出來讓大家分享。

主持人：在您的藝術生涯當中，您的創作和努力是得到大家公認的，您是非常努力的藝術家，您創作一幅作品有沒有固定的週期，還是完全靈活地，憑藉著您的靈感進行創作？

史國良：沒有什麼週期，根據靈感很重要，靈感來自於生活，深入生活的時候會發現很多意想不到的感受、感觸。一般來説，做人要很有情，而作為一個藝術家要很多情，只有你多情的時候，才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角度，只要達到有情，你對生活才不那麼冷漠，這兩點很重要，主要來自對生活的感受，來自對生活的軟功夫，即文化方面的積累，這方面積累得深厚還是淺薄，直接影響表達的深度，靈感的可讀性多少都與此有關，硬功夫是否紮實也影響作品的深度和精緻與否、感人與否。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在畫壇當中您是非常有名的藝術家、畫家，並享有“畫僧”的美譽，我知道您有一個法名叫做慧禪，有很多的網友朋友想知道這個法名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含義？

史國良：每個出家人都有一個法名，在出家的時候師傅就已經起好了，因為我在海外出家，是在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的的麾下，本來這個名字不是起給我的，台灣過去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將領叫陳成，他的兒子叫陳呂安，那一年陳呂安想出家，師傅給他起的名字叫慧禪，結果他那年沒有出家，去競選總統了，所以就把名字給我了。我就有這麼一點因緣，後來他的兒子出家，跟我同科的戒兄，我跟他講起這個故事，挺有意思的。

同科就是指同一屆，比如我們這個戒場，今天要傳戒，大家從四面八方到這兒來受戒，出家的時候要點僧蠟，我是95年出的家，96年受的戒，我的僧蠟從95年開始算，戒蠟從96年開始算，同時受戒的弟兄們叫做戒兄。

主持人：您出家這件事，按照普通人來看，每個人都有自己事業上的頂峰，希望在自己事業的頂峰上多做停留，保持住自己比較好的狀態，但您恰恰相反，在自己事業最為輝煌的時間段選擇踏入佛門，不僅更多人産生了困惑，不知道當時是因為什麼樣力量的趨勢使您做出這樣的決策？

史國良：我出家也不是突然間冒出的怪念頭，也有多年基礎。我首先是受畫僧的影響，中國佛教的影響很多年，一直很崇拜畫僧，我們到敦煌、龍門石窟，被佛教藝術震撼，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都有很多的啟發和啟迪。比如我到西藏，每次去西藏都被震撼，西藏文化除了神秘以外，還有一種力量。進西藏的路上看到很多朝拜的人，就把你的心抓走了。那時候我畫西藏很癡迷、很忘我，不顧一切，完全陶醉其中。

我一直想做一個喇嘛，因為喇嘛是他們的偶像，是他們的神，他可以把他們的心展開，和我們的距離拉近。我所以想做喇嘛，多種原因湊在一起的時候，一旦這種因緣一來，可能就不能自製了。

還有一點，我對佛教文化很感興趣，比如説從形式上，我喜歡聽梵器的敲打聲和唱頌聲，穿宋朝傳下來的服裝，腰間的飄帶被風一吹，很美，頭上點一排排戒疤，燃一柱香，一打坐就進入了狀態，也被形式上的這種美感震撼過，所以有一種嚮往。

當然出家也需要勇氣，還有很多知識分子、文化人、藝術家，現在也有這樣的現象，他們喜歡談禪論道，談形而上，談精神，尤其在當下社會轉型的時候，人心也比較浮躁，都追求清靜和解脫，所以很容易走到這上面來。何況每人從事專業，嚴格講，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專業的時候，達到癡迷忘我、不顧一切的時候，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種宗教境界，很容易就邁進來，我就是在這樣狀態下進入的。

主持人：我仍然覺得您這樣做還是一個很有勇氣的選擇。

史國良：對，從這一點上來説，我覺得我還是很勇敢。與我同時期成為居士，很早在一起談禪論道的同行們沒有做到這一步。可能與我的性格有關。

主持人：您在部落格上有一篇文章，關於到印度的文章。

史國良：對，因為印度是佛祖釋伽牟尼誕生地方，在尼泊爾境內，也是所有佛教徒的聖地，到那裏朝聖，感覺佛教的影響我覺得很重要。那時候我是有神論者，佛對於我來説像神一樣，是帶著光環的。真到了那裏讓我感到很震撼。比如説靈鷲山，在《西遊記》裏説了多少回了，雷因寺、如來佛、大鵬金翅鳥，都是當年在《西遊記》裏經常出現的環境。可是真正到那裏去的時候會發現，遠不是那樣，大鵬金翅鳥其實就是一個長方形的石頭，一個岩石在山頂上，遠處看很像一個老鷹，其實那就是原型。雷音寺那個地方，據當年説佛陀對著十萬眾講經，但是我們現在看那個地方，除了一點殘垣斷壁以外，坐上50個人都嫌小，如果真的是神，可能容納十萬眾，因為圍繞一下山頭，一個個山頭真的像十萬人在聽真經一樣，可能是這樣想出來的。還有雷音寺，應該是很輝煌的，其實就是在岩石下面的洞裏面。後來我覺得很感動，那時候很艱苦，吃飯的時候需要化緣，走到山下多少裏地去化緣。雖然我在這裡沒有找到神仙，但是找到了出家人的精神。佛教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2500年前印度是多神教的地方，從這裡慢慢的向外傳開。

主持人：據我們所知，您在學生時代也曾經是蔣兆和先生、黃胄先生和周思聰老師的學生，他們也都在畫壇上享有盛譽。不知道您的藝術之路和人生之路有沒有受到他們特殊的影響？

史國良：受他們的影響非常重，我是學院派的第三代，第一代是蔣兆和、黃胄他們，他們把西方的焦點透視、解剖和素描跟中國的傳統繪畫形式結合在一起，産生一種新畫種，在他們之前中國的人物畫非常弱，沒有解剖也沒有透視，歪歪扭扭。有了這種新畫法以後，這種人物畫才確立以來，成為學院派挂頭牌的。第二代畫家，像周思聰這樣的人，在學院派底下培養出來的人，到我這兒是第三代。

我們這些老師具備很多美德，有愛心、有責任心。我們那個年代雖然物質很貧乏、很單調，但是那時候又是最好的時代，因為大家很單純，很多大師都在世，今天被很多美術界認為大師的，像聖人一般的老師當年都教過我，所以我很榮幸。那時候的老師對學生真的是一種愛，是一種負責任，很愛才，一定要把你培養成才，把自己當成梯子，把自己的肩膀奉獻出來讓學生踩，很偉大。

主持人：所以剛才您説，一個藝術家的誕生和他存在的時代有非常大的關係。

史國良：對，你趕上那個時代了，趕上特殊歷史時期，在特殊時代的一些主角，是你的老師，他們培養過你，這是很幸運的。

主持人：聽説您在大學畢業後，也曾經去過解放軍藝術學院當過一名老師，能否談談這個方面？

史國良：我在1978年考上了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我那時候在全國的研究生裏是最小的一個，只有22歲，應該説是被破格錄取，在那兒學了兩年後就分到解放軍藝術學院當老師。是一段很奇特的經歷，我這個人比較自由散漫，很隨性，性情中人，不喜歡被規矩框住。喜歡到軍隊的原因是因為小時候喜歡當兵，但是自己當不上，對穿四個兜的幹部感到很神聖，因為管我們的人都是有四個兜，我就有一種兒童心理，想當解放軍，真正要我去的時候一點沒有猶豫就去了。去了之後就知道我不適應，他們每天要開會，風紀扣要係，我的脖子比較粗，風紀扣繫上特別難受，所以經常被人家揪出來。再一個是開會太多，規矩太多，不適合我發揮，所以在那兒待了5年，我就轉業到北京畫院去了。

主持人：你在北京畫院也是一名專業畫師？

史國良：對。

主持人：從事專業創作嗎？   

史國良：對，完全從事專業創作，專業創作，完全的專業畫家。北京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一個畫院，第一任院長是齊白石，後來是葉恭綽等等，成立的時候是經國務院批准，總理參加成立大會，在中國畫院裏它是最重要的一所畫院。

主持人：想必您的成功之路也不是那麼的平坦，一定經歷了很多的崎嶇和坎坷？

史國良：對，每一個藝術家想成功，後面都會有很多很多的挫折和苦難，如果用文學的話來講，後面的腳印都是歪歪扭扭的，都灌滿汗水，一定是這樣。

我的經歷趕上了特殊的時代，那個時代給我了很特殊的烙印，我那時候正在讀師範的一個美術班，當時我們學校三張票，一張票給了我，不是因為我畫得好，鼓勵我，是因為讓我走白專道路，讓我受教育去了。
我第一次到北京飯店，也是第一次進城，而且第一次看了這麼多大師的原作，完全被震撼了，回來就畫了很多小橋流水、黑松樹什麼的，這樣一下子被抓了典型。説別人沒看過黑畫的，今天我們就搞一個黑畫展，那次等於我是到每個班做檢查，挨批鬥，不讓我入團，受到了很多打擊，這只是其中一種。

大家可能知道，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導演叫安東尼奧尼，我跟他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把他和我擰在一起，有一次我到北京站畫速寫的時候，被一個解放軍戰士發現了，他看我畫一個地方就跑，還老用碳筆畫，畫黑畫。結果他就給我彙報去了，結果派出所和工宣隊的民兵把我抓走，送到北京站去審查，他們審了四個小時，問我為什麼畫黑畫，你的老師是不安東尼奧尼，是不是有人指示你畫的？我相信那時候的畫家都有類似的經歷，被人抓走，畫山水的被認為是畫地圖的，搞測量的，這種事特別多。

主持人：據説你畫的速寫曾經需要用麻袋來裝，是這樣嗎？

史國良：是，這很正常。我們那時候畫畫不是用本畫，也沒有錢買本，一個本的成本很高，我們到廢品公司買下腳料的白報紙，0.25元一公斤，一個月買10公斤全都畫完，一個月要畫十公斤的速寫，幾年下來要裝好多麻袋。我想每一個專業人員想成功，想把硬功夫練出來，都要經過這一步，看芭蕾舞演員要做出優美的姿勢，他們練得腳腕子都是畸形的，這樣才能站在舞臺上，胯跟正常人也不一樣，要掰開，這兩種畸形，沒有十年、十幾年的功夫是練不出來的，在掰胯、掰腳，練這種基本動作的時候是非常辛苦，練的時候都要吃很多苦，這不算什麼的。

主持人：您是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應該在1979年，跟中央美院去寫生，那時候您是因為西藏人民的一種純樸虔誠深深打動了您，還是什麼原因，總之您和西藏有一種解不開的情緣？

史國良：對，有兩種原因，一種是看過西藏電影《農奴》，完全被震撼了，他們的環境、形象、以及宗教吹號的喇叭聲，還有大佛手裏刷上金的時候，那種強烈的效果震撼了、刺激了我。再有，我的老師畫新疆，他不希望我像他，齊白石説過這樣的話“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學老師可以，但是完全像他就一定死，沒有了自己的特色。他畫新疆我就畫西藏，是因為這樣的因緣而去的。

主持人：我們在今天的採訪之前，還特意走訪了幾位熟悉你的朋友，據他們説，史國良先生去趟西藏就跟我們去王府井一樣，昨天和你説要去西藏，沒準兒今天你再見他已經風塵僕僕地從西藏回來了，不知道您是怎樣被這片部遙遠的土地所打動的？

史國良：是這樣的，西藏有一種特殊的魅力，我對它有點癡迷了，我快到西藏布達拉宮頂的時候嘴就哆嗦，我去西藏一路上都沒有什麼顏色，突然看遠處有一片白色、紅色、綠色，其實就是一個姑娘走過來了，聽見她唱歌，特別感動、特別喜歡。因為那個地方長期放牧，沒有人和她交流，人在沒有顏色的環境裏情緒會消極，就會喜歡大紅綠的顏色。所以一下子我就喜歡這個地方了，我就想，我會一輩子畫這個地方。

主持人：你正好説到唱歌，我突然想起來，據説您唱陜北民歌？

史國良：對，因為我經常多帶學生下鄉，跟當地老鄉聊天的時候聽他們唱酸曲，大家都非常喜歡，就跟他們學。藝術家可能都是這樣的，喜歡姊妹藝術形式，搞音樂的喜歡畫畫，搞畫畫的喜歡音樂，都是互相的。在我畫畫的時候音樂給我帶來很多歡樂，人家問你的形像是怎麼畫出來的？我説，每個人都是我唱出來的。

主持人：您有一幅作品《刻經》，我們不得不提，曾經獲得蒙特卡羅現代藝術大獎，您也因此受到了國家文化部的嘉獎，可以説這幅畫是你的吉祥之作，為您帶來了很多的榮譽和成就。

史國良：是的。

主持人：我們想問，您當時在什麼樣的靈感的激發下才能創作出這樣經典的藝術作品？

史國良：完全是在偶然的狀態下得到的靈感和啟發。去過拉薩的人就會知道，在布達拉宮周圍，甚至在八角街的廣場上，大昭寺門前，會有很多很多的老人、孩子，甚至一家人在那兒在刻石板。有一首歌《敖包相會》，敖包就是很多的石板堆成的，在那兒拜佛、頌經，做佛事的活動，所以他們就刻這些石板，刻的都是嘛呢經文，都是祝福的意思，有的是六字真言，有的是扎西德勒什麼的，都是在做這種事。可以説，他們多少代多少年都是這樣延續下來，在拉薩這也可以説是街頭一景，很容易就感動了我們。
我想可能對西方人來説，還是很新鮮的，沒有來過拉薩的人會很好奇，這幅畫我不認為是我的代表作，獲獎我也認為是偶然，所以對我自己來説沒有什麼。但是這個榮譽很好，又可以説它又不是只對我個人，因為它是對中國畫這樣一種形式的認可，可以説是我們國家在國外第一次獲得了這樣的獎項，國家也比較重視，就給了我這種榮譽。

主持人：我們聽説這個作品背後有一個小小的插曲，不是您親自送去參展的？

史國良：是，到我參加的時候已經是23屆雙年展，在我之前有一屆，改革開放之後第一年參加，沒有人得獎。第二次又邀請我們參加，也沒有人認為可能會得獎，只是那時候這樣的機會很少，能跟西方交流，能參加展覽已經很神聖了，大家都拼命努力要參加這個展覽。我專門為這個展覽去畫畫，我當時畫的是畢加索，畫一個和平鴿，認為是國際題材。其中也有這張畫，等我送畫的時候，因為畫要裱，老不幹，等幹的時候評審已經完成，結果評委們説，説史國良專門為這個展覽畫的，我們再看一看。結果兩張畫一擺在那兒，大家都選了《刻經》，先是國內的人選的，然後再送到大使館，再送到國外。沒有想到它會得獎，我覺得帶有偶然性。 

主持人：下面問一個熱點問題，前段時間各大媒體爭相報道了史國良先生打擊假畫的事件，不知道這件事情最近發展到什麼樣的地步？昨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報道是史國良先生贏了假畫官司。

史國良：假畫官司從8月20日到現在，經過四個月的努力終於贏了。我覺得贏得很窩囊，並不是特別讓我滿意的一個結果。因為我的身體比較差，強直性脊柱炎耗盡我太多時間和精力，我就接受了這麼一個道歉，就算是贏了。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造假可以説由來已久，千百年來就一直有，很多人把這種事當作一種文化軼事在説，並不認為它很醜陋，那時候造假是一個人，是手工行為，也不會對社會造成太大危害，所以成為一種文化趣事也可以理解。但是近些年，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藝術市場逐漸在升溫，參與的人越來越多，造假的也越來越多，不但是個人造假，甚至是集體，産業化一條龍，高科技、電腦、鐳射方方面面結合在一起，危害就大了，給很多人造成傷害。比如説一個工薪階層，憑幾年的工資買一張畫，結果買了假畫，這張畫成本可能就30塊錢，但你花了10萬、15萬、20萬塊錢，甚至買一個大名頭的作品，可能這一輩子就翻不了身了。這個危害非常大，有的人真的傾家蕩産，剛買的房子就要賣了，還畫錢。這個危害比買金佛爺、買假光碟、買盜版書的危害大得多。
由於我們國家的拍賣法不健全，甚至有些漏洞，有很多的造假人或者拍賣公司把漏洞當成保護傘，做了很多手腳，畫家自己的權益和智慧財産權、著作權得不到保護，買家的利益也得不到保護，國家信譽更不用説，鋻於這種情況，畫家應該出來維權，對方方面面都是好的，對促進社會的進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主持人：當然我們也是非常支援史國良先生這次打擊假畫肅清藝術品市場的行為。剛才有幾位網友的提問希望得到您的回答。

網友：我是一名準備考國畫專業的學生，我覺得將來搞國畫不太容易生存，您如何看待？

史國良：也不是不容易生存，看您能學到什麼程度，現在國畫專業比較混亂，由於“八五思潮”以後，原有的好的學院體系被顛覆，大家對傳統、基礎的訓練和要求就比較淡化，甚至有些美院把解剖、透視課取消，有些人提出“三要三不要”，“三要”是要現代、要個性、要創新，“三不要”是不要傳統、不要生活、不要造型。完全的自由發揮，想怎麼畫就怎麼畫。音樂裏有五線譜，美術裏也有五線譜，如果你不識譜，歌就沒法唱，如果你不懂得基礎的美術的五線譜，也沒法畫。如果你選擇國畫係，是這樣一種方式，從基礎入手，從傳統入手，深入生活，這條路是非常好的路，只是不要被現在很多的思潮，或者現代觀念干擾，這依然是一條很好的路子。

網友：您有沒有畫過類似油畫之類的作品，有沒有用過這樣的繪畫方式進行創作？

史國良：以前畫過，最早畫毛主席像，都是用油畫，甚至後來也畫過宣傳畫或者廣告畫。

網友：我對國畫上個人的印章比較感興趣，是不是每一個國畫家都有不同的印章？

史國良：有很多，齊白石有三百石印，他的圖章比較多，遠遠不止三百個，有的比較講究的一年換一次，為了防止別人做假，甚至每年有一個特殊的圖章，比如説生肖圖章，雞年用剪紙的雞，給造假者增加一點難度。

主持人：相當於個人標簽。

網友：您出家當和尚是不是會有戒疤？

史國良：有，頭頂上就燒了很多，有很老百姓不知道這個是戒疤，他們叫“點”，問這個和解放軍的肩章有什麼不一樣，是什麼級別，九個點和十二個點是什麼級別，甚至有人問我這個點疼不疼？問什麼的都有。

要點戒疤，戒疤是一個傳統，但是現在在大陸基本被廢除了，由你自願，不強迫，點的時候要把頭剃光，畫上印，找好位置，最初用香頭，燒了以後放到頭頂上，有時候蘸一點牙膏或者棗泥，讓它穩住，有的什麼也不蘸，就擺在這個地方，要燒凈了以後再拿掉。我第一次燒的時候非常疼，快燒到頭頂的時候輕輕推了一下，就像拿燒紅的鐵絲在捅一樣，一下子就進到頭裏面去了，當天晚上疼得受不了，就腫起來了，就拿西瓜皮、黃瓜切成片，貼在頭上。

網友：您在國外生活的這幾年當中，您感覺國畫和外國的繪畫作品在風格和繪畫技巧上到底有什麼相似和反差比較大的地方？

史國良：中國畫首先是水墨畫，跟西畫不一樣，這是一大區別。從畫人物來説，表達感受是一樣的，都屬於人文主義，人性化、唯美的、不同形式的，這是一樣的。拿小説來説，中國有曹雪芹寫的《紅樓夢》，西方有《茶花女》、《羊脂球》，國情不一樣，環境不一樣，手法不一樣，説的都是人世間的事，人性上的、社會上的事，人醜惡的東西，人格完善的東西，高尚的東西，真善美的東西，在這方面是一樣的。

主持人：剛才回答了幾位網友的問題，書歸正傳，還是繼續問關於假畫這件事情。您也是因為這次假畫事件週而复始的奔波和折騰導致以前的舊病復發，我們想知道事件的背後有什麼樣的壓力，促使您如此疲憊？

史國良：現在假畫要牽扯了很多人的利益，從做假、賣假、到拍假可以説是“一條龍”，我説，這條龍以前是死的，只是一個鏈條，現在變成龍了，已經成精了，活了，很難治它，因為牽涉到很多人的利益，按你動了其中的一環，所有人都要打你，罵你，譴責你。甚至我開一個部落格來打假，以前看過我的部落格的人都知道，上面有很多謾罵的語言，各種各樣的説法都有，最主要的一點是你牽動了這些人的利益，甚至給制假者造成一種壓力，他們有一種反彈。以前我只是想出一口氣，他們認為畫家自己的畫説了不算，要由工商局、版權局確定這個畫是真是假，我覺得這非常荒謬。比如我現在給你畫一張畫，你拿到門外，人家説這是假的，你就沒辦法證明這是真的，就沒有一個科學鑒定來保證你説的是真話，你説這張畫是真的，畫家不能説，畫家也可能做假，專家更不用説了，很多人看到過這種專家，為了一點點利益，花五百塊錢就可以買一個做假的證書，甚至到街上，13X就能買一個證件。所以，就不能保證買畫的投資者的利益。如果你要制止這些事，很多的鏈條都會發生反應，這些反應都會把矛頭指向打假的人。我想，可能不光是我一個人在打假，也不是一家拍賣公司在拍賣，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從1997年以來，中國的藝術市場是非常過熱地在發展，有很多著名的藝術家在維權，開始打官司，制止假畫上市，甚至一些已故的畫家家屬在維護權益。如果説已故畫家，他已經死了，沒有辦法鑒別自己的畫，你可以用各種理由阻止人家打假，而我自己還活著，我看了我的畫，證明它是假的，連這個權利都不給我，我覺得非常可笑。歷史上存留下來的各種各樣的名作，比如説《清明上河圖》，就不能説是真的假的，畫家自己也沒有説，專家説就更不能了。達芬奇的《蒙娜麗莎》，你説是真的假的？沒有一個科學的考證。到了這種程度的話，已經是顛倒黑白了，到了一個必須要説，我們一定要發出點聲音，否則這種事情會愈演愈烈。

主持人：據我們了解，您在這次事件當中，特別是在對畫要有一個鑒定的環節當中，有很多麻煩，您自己畫的畫，自己説真説假都沒有用，但是還沒有專門的機構去做鑒定，結果導致了中間有很多的波折？

史國良：原來咱們有一個筆跡鑒定中心，但是只有一個專家，還退休了，所以這種鑒定也沒有了。比如説我要提出證明這個畫的真假，拿到專業單位去，比如説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研究院、北京畫院、中國美術家協會，這種具有專業資質的地方進行鑒定。但是在法律上，這些單位不具備法律資質，要走公安局鑒定犯罪筆跡的程式，按鑒定手印的程式來鑒定畫的真假，這多可怕，我不能因為畫一張畫就割一點血在上面，來鑒定我的DNA，還沒有這種可能。
在西方就不是這樣，國際規則對這種造假、對誠信的缺失、道德品質上的漏洞的處罰的力度非常嚴格，每個人在社會都有一個社會保險卡，這個號跟你的各種檔案聯繫在一起，跟公安局、稅務局、甚至銀行，全都聯網，你只要有一點問題出現，黑點就記在上面，辦別的事就會非常麻煩，大家就會懷疑你的誠信度，信任度有多少，你的品質有問題。因為大家不讓自己的檔案上出現黑點，大家都很慎重，沒有人敢越雷池冒這個險，尤其一些拍賣公司，如果出現了道德問題、誠信問題的時候，那是不能原諒的，甚至判的刑比賣白粉、殺人都嚴重，那你就完了。中國的法律還不夠完善，有很多東西還缺失，還不能和國際接軌，特別是加入WTO之後，也産生了智慧財産權的問題，很多國家在抗議我們在這方面的維權不夠，法律監管不嚴，給我們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如果國內可以從自己做起，先規範化，進入國際化，對將來加入國際的大市場，就會非常好。

網友：您喜歡寵物嗎？

史國良：我什麼寵物都喜歡，除了蛇都喜歡。我以前養貓、養狗，特別喜歡小活物。

網友：在獲得藝術上成功和認可之後，您的生活有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

史國良：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我原來很多的生活，很多的忙碌一個是為了我的藝術，一個是為了生存，一旦生存問題被解決後，反而一段時間不適應，一段時間覺得好象少了點什麼，但很快可以正過來，把腳落在地上，把重點放在使自己的藝術更完善，甚至有一種力量回饋給社會，多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網友：我準備報考中央美院，您能否談談在選擇專業中應該注意哪些事項和值得考慮的地方？

史國良：我不知道這位學生曾經學過什麼，喜歡什麼樣的作品。不管學哪種專業，首先基礎很重要，要有一個紮實的基本功，在訓練基本功方面不要怕吃苦，真的是一個汗珠子摔成八瓣來努力。我們常説藝多不壓身，不管是哪個行當，這一點不能變。如果選擇了國畫專業，多看一點傳統的東西，山水、花鳥、人物，都可以好好看，或者讀點這方面的書。西畫有很多畫冊，我國進口的西畫畫冊很多，給自己在這方面增加一點印象。

網友：您對中國藝術品市場宣傳有什麼看法？

主持人：這是不是會對大家辨別真假畫有一些關係？

史國良：還不是，很多人以為宣傳就是炒作，一宣傳多了就是炒作，如果炒作多了，大家會認為你的人品不好，藝術就庸俗了。其實不是這樣，宣傳跟炒作是兩回事，推銷推銷，有“推”才有“銷”，要廣而告之，這麼好的東西在箱子底下放著，爛了也不知道。這麼美的東西應該拿出來讓大家分享，為社會做一點貢獻，這是一種美德，應該多多的宣傳和推廣，讓大家了解你，也讓大家分享你的精神産品。據我所知，拍一部電影都要大張旗鼓進行宣傳，甚至我還聽説，宣傳費有時候比成本還高。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調查，在街上問一百個人，“你知道黃賓虹是誰嗎？知道吳昌碩是誰嗎？你知道潘天壽是誰嗎？你知道周思聰是誰嗎？”我們把國內的大師都問了一遍，這些人的知名度是零，知名度還不如一個三流的小歌星，除了齊白石和徐悲鴻是文化符號，大家知道以外，其他人的知名度都是零，知名度都差到這種程度了，這就跟我們平常的美術觀唸有關係，就應該把這個觀念打開，調整一下自己的世界觀，多宣傳、多推廣，要理直氣壯的去宣傳，但是不要惡炒，在拍賣行把價錢炒得虛高，這是炒作，但是正常的宣傳要多多做。

主持人：您也當了很多年的專業老師，是國家一級畫師，也是中國美術家協會的會員，中央美院和首都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的客座教授，您手下已經培養過很多的學生，看著自己的子弟成才，作為老師有成就感嗎？

史國良：我非常驕傲，也是我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覺得這是一種功德，拿出家人來説，有人説，你是一個和尚，還管這些事嗎？其實為超度亡靈跟教書育人，為活人著想是一樣的功德，我更樂於做這樣的事。我曾經寫了很多教科書，是教畫畫的，還到很多地方上課，跟我的觀唸有關係。我要感謝我的老師周思聰，她教學生要有愛心和責任，我畫畫曾經用麻袋裝材料，從五道口騎車到北京站畫速寫，每天下班就是這樣，曾經帶一卷畫到周老師家去，有時候都11點多了還不走，老師打著哈欠對我説，“小史，你明天還要到北京站去畫畫，你今天累了一天了，要勞逸結合，要注意身體，你早點回去休息吧。”我説我不累，你再給我示範一張畫吧。周老師就説，“這孩子真是的。”後來我問周老師，你當時為什麼不轟我走呢？老師説，你那時候正是在上進的時候，如果我的話説重了，會打擊你的積極性。所以我很感動。

主持人：老師也是用心良苦。

史國良：對，我也是按照老師傳承下來的這樣一種美德傳給學生。